提起司礼义神父（Paul Serruys，1912-1999），曾认识他的人嘴边都泛起一丝微笑，这笑里有爱，有敬，也有点“此人不可思议”的意味。

　　七年前加大伯克利校区C.V.Starr东亚图书馆建成不久，朗诺与我去参观那美轮美奂的大楼，巧遇该校教中国古代史的戴梅可(Michael Nylan) 教授，她请我们吃晚餐，席间问我们夫妇是在哪相识的，我说我们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是同学，她问有没有上过司礼义神父的课。朗诺说司礼义是他的文言文启蒙老师，很注重分析文法，替他学文言文打下了基础。我脑子里浮现的是个留了山羊须、面容严肃颀长的身影，在走廊上擦肩而过，他总是若有所思。戴梅可说：“司神父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她接着说：“我从普林斯顿得博士后，获福布莱特奖金到台湾两年；中央研究院的朋友告诉我说：我若想研究《尚书》，必定要去见见司神父。我打电话和他约了，很诧异他竟住在台北万华区妓女出没的地方，他一开门见到我也非常诧异，几乎马上要把门关上。他那时候已有点耳背，以为来者将是他一位学生。”这也难怪司神父：戴梅可英文名叫迈克，是个男名，开门却见一位金发美女，当然大吃一惊。原来戴梅可母亲多年来盼望有个叫迈克的孩子，怀她的时候就决定无论男女都要叫迈克。

　　“我好不容易说服他每周和我一起读一段《尚书》，第二次见他时，他竟晕倒了，我扶他把头枕在我膝上，他苏醒过来说必定是脑中风，台湾医疗不好，须回西雅图。我相信他其实没中风，而是在台北感到很孤独。我以为司神父和我从此无缘相见了，不料数年后康达维邀我到华盛顿大学演讲，又见到他。我那几天几乎全跟他在一起，发现他居然对女权运动发生了兴趣，多年在教堂听妇女告解让他深感天主教对妇女不公平。他不但对女权理论涉猎很深，而且付诸行动；天主教视堕胎是伤天害理的事，女人堕胎会被驱逐出教会，但若有妇女因故堕胎向他告解，他就说：‘我赦免你，你的罪咎让我担当吧。’他在西雅图开心多了，可惜梵蒂冈拒绝把他的书从台湾又运回西雅图。没有他所需要的书在身边，他便无法做研究，不能在西雅图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