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红艳

　　2014年年底，广州日报社设立中央编辑部，统合广州日报、大洋网与移动客户端APP的内容发布。广州日报社的这一举措，也是国内媒体在组织结构方面适应新的传播环境的自我调适。

　　从历史上看，组织结构是工业革命初期的产物，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企业在组织形式上发生变化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的变化。这种管理模式的变化与其他社会组织的结构变化在此后的发展中相互影响，形成了几种固定的组织结构形式。这些组织结构的模式最终被应用在广泛的社会管理中，形成了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等各种不同组织形式在结构上的相对稳定性。

　　工业社会中陆续产生的媒体类型从一开始便是与企业组织的结构形式关联在一起的。即便是一些国家所有或者公共所有的媒体组织，也是以工业企业组织的结构形式来进行架构的。尽管在组织结构的示意图中，一般都会列出行政隶属关系和业务隶属关系，但二者的关系在媒体组织自身的生产和消费中总是处于不太平衡的状态。尤其是在不同的媒体体制、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中。

　　随着个体在社会事务中参与权的扩展，技术带来的人群流动和信息流动，都对整体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带来了影响，在这个影响发酵的过程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在新的信息技术的扩散中，借鉴他国的发展理念，在被殖民化的同时，也在进行反殖民化的自主化发展。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与技术、信息以及二者所带来的观念变化一起，也成为改变组织结构背后的观念因素。

　　如果说，工业革命中的组织结构是为了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更好地获得效率和发展的话，参与式发展的权利观念则将人本身的理念放置于组织结构的背后，将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渗透在组织过程中，自然也逐渐浸淫在组织结构的现实运作过程中，而民族国家的自主发展和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化范围内所引起的社会组织变革，也成为对个体在新的社会组织中地位的一种新的反思。换言之，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与新技术带来的信息扩散模式，全球化所带来的地理空间观念变迁，也影响着全球范围内的不同体制下的媒体组织结构。

　　市场化的媒体组织结构、政府调控下的媒体组织结构以及公共性的媒体组织结构，在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的过程中，在实现受众权利、市场空间和媒体组织利益之间关系的平衡中，寻找着新的立足点。随着移动传播工具的出现，这种平衡被带入了更为复杂的境地。这种复杂的境地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一是新旧媒体组织结构之间的互动与隔阂；二是移动传播媒体、信息整合与原有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三是民众参与信息生产消费、企业参与信息生产消费和媒体信息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四是新的民族国家转型、新的发展理念与相应的媒体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