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Faith and Strategy：the Two Meanings of Hu Shi's Thoughts on Freedom of Speech

　　【作者简介】吴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北京　100048）。

　　【内容提要】强调以“相互容忍”来实现言论自由，是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借鉴“剑桥学派”所提倡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论，从个人智识语境和社会政治语境两方面进行考察，胡适倡导的这一理念具有信仰与策略的双重意涵：既是思想上认同信奉的价值准则；又是论争中表达不趋时的异见和威权下拓展言论活动空间的话语策略。由此，本文试图呈现“历史地”研究新闻传播思想的必要性——将具体理念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以更为准确地直指其本原所在。

　　【关 键 词】胡适 言论自由 相互容忍 历史语境主义 新闻传播思想

　　一、研究缘起

　　言论如何才能自由？在此关乎言论自由实现路径的问题上，胡适主要观点有三：要“自己争取”，应该“负责任”，须“相互容忍”。[1]其中，强调克制“正义的火气”以容忍异见，倡导以“相互容忍”来实现言论自由，是其言论自由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并且对此理念的秉持与实践，几乎贯穿了他从《新青年》到《自由中国》的笔墨生涯。

　　斯人已远，尽管流逝的时光及其他力量未能完全尘封其思想的光芒，但是完全有可能造成认知的盲点；更何况其言论自由思想在生前就已颇遭误解。台湾《联合报》1962年3月2日社论《胡适与言论自由》有过精辟分析：胡适关于言论自由的见解是“两不讨好”，因为“一部人感觉到他与权威挑战而不安，另一部人则感觉他与权威妥协而不喜”。[2]“以相互容忍”来实现言论自由的理念，其价值在理论上虽逐渐被认知和接受，但在实践中却未能被很好地履行，

　　以致在诸多现实的论争中，不容忍的狭陋之风弥漫：认为自己主张绝对正确，笼统地为异己的见解“贴标签”，甚至施之以毫无理据的谩骂。

　　一个社会缺乏容忍的氛围，自由就得不到切实的保障。若能在言论实践中“相互容忍”，以铸成一个健全的言论环境，将对社会转型有所裨益。一种理念，惟有懂得，才能力行。有鉴于此，本文将尽可能全面地阐述以“相互容忍”来实现言论自由这一理念的意涵，以增进人们对其的理解。

　　二、研究方法论：历史语境主义

　　在西方思想史领域，研究方法大致存在三种取向：以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1873—1962年）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注重在哲学的抽象层面上对经典文本进行解读；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1940—）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主张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强调应将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转移到语境，认为应当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思想观念；以新文化史兴起为背景的“社会史转向”，提出思想史研究更多地和社会史结合在一起，侧重于考察思想观念如何为社会认同而成为既定社会的运转基础。其中，在当下西方英语世界的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剑桥学派”已经发展成为主导性的力量。他们所倡导的“历史语境主义”（historical contextualism）颇受推崇，其优势在于“可以更为准确地复原在历史上的思想历程，而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迷惑，剥掉覆盖在思想本原上面的重重叠加，直指思想的本原所在。同时，在更宽广的语境下也更清晰地看到思想家们为什么会提出了这些思想，而不能提出另一种思想，他们改变了原先的什么，从而发展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选择这样的理论，选择这样的表达来思考现实，预见未来。”[3]

　　简言之，历史语境主义的要旨在于：主张应当将思想家的文本（text）放在其所处的语境中（context）进行研究，将对语境的考察作为解读文本的前提和基础。对此，昆廷·斯金纳教授有过言简意赅的陈述：“如果我们希望以一种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作思想史，我们需要将我们研究的文本放置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它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语言行动并将之放在语境中考察的必要性。我的意图当然不是进入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脑袋去考察他们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差异，恢复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4]研究思想家的文本？在1969年发表并被视作“剑桥学派”奠基性作品的《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一文中，昆廷·斯金纳就提出：“理解文本的前提在于掌握文本试图传达的意涵，以及希望这一意涵怎样被理解。为了理解一个文本，我们至少必须理解考察对象的意图，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意欲的沟通行动（intended act of communication）。”[5]对该学派研究方法进行正面阐述的《言语行动的诠释与理解》（"Interpret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cts"）一文中，他又提出：“文本即行动（text are acts）”，因为“任何言说者或著作家都意欲自己的言说具有某种特定的以言行事的效应”，由此“我们需要想方设法复原主体于言说（saying）过程中的行为（doing），从而按照所用术语的本来意义和所指理解作者在发表某种言说时的意图”。[6]

　　笔者认同历史语境主义的取向，因为思想史的核心目标是推进对于那些共同构成以往社会思想的观念、主张、信仰、预设、立场以及成见的理解；而社会思想必然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相互形塑，唯有将其置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考察，才有可能避免时代误置，从而能相对更准确地理解其意涵。本文尝试借鉴历史语境主义进行研究，不仅是由于认同这一研究方法论的取向；而且是根据研究对象特征而做出的判断。因为，其一，胡适的文字虽以清楚浅显著称，但他会“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唐德刚先生更认为：胡适说话“有高度技巧”，但在此范围内，又是“有啥说啥”。其二，胡适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而是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的“行动思想家”或者“思想行动家”[7]想基础的行动。对于这样一位人物，为了避免流于穿凿附会，将其言论置入具体历史语境中研究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