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是救亡图存。国人在目睹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之后，大呼器物不如人乃亡国之关键。兴洋务、办工厂、建水师冀强大自我以抵御外侵。然而，甲午一役，国人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大批维新志士在垂首顿足之余，又转向制度的改制。正如梁启超所说：“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1]辛亥革命后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制定了宪法。然而袁世凯上台后政治上，不惜大量以国家主权换得“善后借款”。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一面修改临时约法，解散国会。一面发表“整饬纲纪”宣言，宣布恢复学校“祀孔”“读经”，积极准备复辟帝制。社会上，文化复古派大肆活动，孔教会、孔道会、尊孔会等团体纷纷出笼，鬼神迷信甚嚣尘上。二次革命失败后，民国现状使陈独秀对从制度层面入手救国感到失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他认为国民思想文化的落后是根本问题。他曾说到：“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2]胡适也曾回忆道：“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3]在近代中国，国民程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是政治改制，建设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大难题。早在守旧派反对维新改革的时候就曾以国民程度不够为理由反对维新变法。改良派内部意见也并不统一。严复、梁启超等人也都曾提出国要“兴民德”或“开民智”。但是改良派的“新民”思想具有调和的性质，同时革命风潮使得启蒙工作还没有取得很大实效的时候就结束了。革命派虽然也认识到国民程度不足的问题，但是迫于当时急于实现民主革命，革命派没有正视这个问题。他们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认为国民程度的问题可以在革命成功以后在解决而现实的革命任务却一时也等不了。[4]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从器物到制度最后到思想文化寻求救亡出路的一个里程碑。在当时即被称为“新文化的元典”、“思想界的金针”。胡适后来也称之为“可以改变一个时代的刊物”。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之所以可以在众多定位于思想启蒙的刊物中取得成功并不是偶然的。首先，从陈独秀本人的经历和性格来说，他早年自己在家乡就创办过一份旨在开启民智的《安徽俗话报》，之后又在《甲寅》中执笔。陈独秀有着十分丰富的报刊从业经历。陈独秀家学渊源，秉承了晚清经世之学。有学者曾分析认为陈独秀的思想启蒙与晚清桐城经世之风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桐城派不仅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主张和经世致用的传统，而且还发展为一个开放的能够容纳新思想的学派。那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对‘士’的使命的高扬，在皖江新一代年轻人身上开始复活。[5]这种性格上的坚毅和责任感使陈独秀义无反顾地创办《新青年》从事思想启蒙。而陈独秀本人对于通过创办刊物来改造国民思想文化也是十分有信心的。他曾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6]他友人也回忆陈独秀曾说：“从皖来沪，拟办一杂志，自称可以轰动一时”。[7]

　　第二，陈独秀倡导思想启蒙与之前一大不同在于，他极力要和政治撇清关系。至少在《新青年》初期的刊物表面形态来看，陈独秀是想远离政治的。陈独秀在答王庸工来信时就表明杂志要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目的，“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这实际上也是陈独秀最初给刊物的一个明确定位。他之所以要这样，除了致力于思想启蒙的救亡思路以外还和陈独秀对政治的理解有关。陈独秀反对政党政治。他不想由于谈政治而使得刊物成为发表党派政见的地方。陈独秀认为中国不似“英之能行次制者，其国民几皆政党也”，而是“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阶级，而政党自身，亦以为一种之营业利权分配，或可相容；专利自恣，相攻无己”。陈独秀鉴于多年的政治纷争后分析到：“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9]他倡导国民运动，希望通过大多数国民的舆论成为政治力量。他认为“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宪政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10]《新青年》主创人员对刊物的办刊方向即尽力在思想文化上启发国民有一个清晰的构想并坚定的秉承这一办刊方向。

　　第三，《新青年》有着其他刊物无法比拟的强大作者阵容。从第二卷移师北大，《新青年》依托知名学府，立即成为北大革新力量的主要言论阵地。此时《新青年》的作者群突破了“圈子”的界限，几乎囊括了新文化运动的所有精英。以至日后谈论《新青年》，单是罗列作者的名单便足以让人心头一震。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沈伊默、恽代英、毛泽东等都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

　　最后，《新青年》的一些具体刊物操作也是非常成功的。首先《新青年》从正面提出了思想启蒙的口号，即民主与科学。刊物在开篇就将科学和人权比作“若舟车之有两轮翼”，后又称它们 “可以救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在回答外界置疑时称“本质不过拥护那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策略这不得不说是非常成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新青年》独有的响亮口号。其次《新青年》的文章是易懂的，文风是带有批判性的。在刊物社告第三条就表明：“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这种直白的文章更容易吸引更多的读者。而批判性的文风无疑更引人瞩目。例如孔子之学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对学读书的士人阶层来说更是非常神圣。而《新青年》在一创刊就发表了一系列批孔的文章，而且之后的文章更加集中和猛烈。以《新青年》为中心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新青年》是勇揭万世师表。《新青年》有如此的勇气和气魄使得它迅速引起广泛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