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嘉庚的媒体观-中国社会科学网

试论陈嘉庚的媒体观

2014年02月25日 10:19 来源：作者：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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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陈嘉庚作为南洋华侨领袖，极为重视新闻媒体工作，他不但创办了《南洋商报》、《南侨日报》等进步华侨报纸，而且积极培植、资助进步报纸，作为整合华侨力量支持祖国抗战、开展对敌斗争、推动国共合作建设统一国家的喉舌、阵地。陈嘉庚高调倡导言论自由和健康的媒体环境建设，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应该向媒体开放，接受媒体的监督。同时，他认为媒体自身也应做好自律，新闻报道必须确实，以免误导社会，因为新闻媒体负有“开通文化，改良社会，评论政治”之义务，肩负着开通民智、领导社会之重大责任。陈嘉庚利用媒体推动宣传工作，团结南洋华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陈嘉庚;媒体观;媒体关系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On the Media View of Chen Jiageng

　　【作者简介】赵振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陈嘉庚作为南洋华侨领袖，极为重视新闻媒体工作，他不但创办了《南洋商报》、《南侨日报》等进步华侨报纸，而且积极培植、资助进步报纸，作为整合华侨力量支持祖国抗战、开展对敌斗争、推动国共合作建设统一国家的喉舌、阵地。陈嘉庚高调倡导言论自由和健康的媒体环境建设，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工作应该向媒体开放，接受媒体的监督。同时，他认为媒体自身也应做好自律，新闻报道必须确实，以免误导社会，因为新闻媒体负有“开通文化，改良社会，评论政治”之义务，肩负着开通民智、领导社会之重大责任。陈嘉庚利用媒体推动宣传工作，团结南洋华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陈嘉庚媒体观媒体关系

　截至1940年前后，海外华侨总数已达1183万人之多，而且十之七八在南洋各属。①陈嘉庚领导和代表的南洋华侨力量，是20世纪上半叶与国共两党比肩、并为国共两党极力争取的第三大力量。陈嘉庚一生极为重视新闻媒体工作，他视新闻媒体为整合华侨力量支持祖国抗战、进而推动国共合作建设统一国家的重要工作。他熟悉新闻媒体性质和媒体运营规律，不仅亲自创办、经营新闻媒体，而且善于利用媒体进行宣传动员，推动工作，显示出很强的媒体关系意识。

　　一、资助、创办媒体，培育宣传阵地

　　陈嘉庚能从一位华侨实业家跃而成为南洋华侨的领袖，是因为他有着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陈嘉庚虽然一生奉持无党无派之立身原则，但他深知占有媒体的重要性，拥有自己的媒体，才能够通过媒体达到宣传主张、动员社会、进而影响时局之目的。陈嘉庚创办的新闻媒体，主要是《南洋商报》、《南侨日报》和《南侨晚报》，这几份报纸分别在抗战前后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陈嘉庚办报之目的，一如其对华侨之定位，决不介入国内政党之争，只以服务于商业和引导社会为目标。《南洋商报》创刊于1923年9月6日，以“第一份纯粹商营报纸”面目出现，以开通商情为目的，不涉及政治党派。[1]《南侨日报》的创刊亦同于此。在《南侨日报》创刊两周年之际，陈嘉庚特写作《南侨报任务与中国前途》一文，声言“本报创办在祖国内战剧烈之秋，于今两年。创办之目的，系为社会服务，与一种党报及营业谋利者不同。出版以来，屡遭党人特务百方阻挠，幸能渡过难关。关于报馆任务，无论抱何目的，多谓为领导社会，开通民智。”[2]

　　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是独立于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力量，所办报纸是这第三大力量之言论机关。日本人就认为陈嘉庚创办《南洋商报》之目的，实为建立抗日之言论阵地，据老圃译日文书《华侨研究》所载，“彼（陈嘉庚——笔者注）早于一九一三年（应为民国十三年）特为排日之目的，而创办《南洋商报》，置言论界于其势力之下，……”[3]事实也正如日本人所言，转股之前的《南洋商报》就是陈嘉庚的主要言论阵地，他很多关于时局的主张和立场都是通过《南洋商报》刊载、传播出去的。据杨进发编著的《战前的陈嘉庚的言论与史料分析》，书中共收录陈嘉庚的言论56篇，其中有46篇是由《南洋商报》刊发的，这些言论对国内政局、社会时局和华侨问题关注至深。1941年3月29日，南侨总会在新加坡召开大会，重庆国民党政府妄图借机“倒陈”未成，陈嘉庚以151票连任南总主席，《南洋商报》于3月31日专门发表《我们需要陈主席》的社论文章支持陈嘉庚。此次大会陈嘉庚指斥总领事高凌百拥汪亲德，前广东省主席、时任国民党政府海外部长吴铁城临陷逃脱及诸多腐败之事，但是在会议现场就有国民党人通告各家报纸不要刊发嘉庚先生的讲话，陈嘉庚愤而斥之：“本早各日报登载昨天高凌百辱骂华侨，甚于在场所言，狂谬诬蔑，尚可登载，而今日余所言皆系事实，且属他个人之事，便不可登载，理由何在？”[3]367新加坡三家日报中有两家是反陈嘉庚的，自然不会刊发，因此只有《南洋商报》可用，尽管受高凌百总领事百般干扰，终于越天详细刊出，真正发挥了南洋华侨总会机关报之功能。

　　1946年11月21日创刊的《南侨日报》，亦是在《南洋商报》股权转移、言论阵地被反动文人控制、新加坡的民主派同仁“痛感应有自己的喉舌之必要”的情况下，发动创办的一家新的机关报。《南侨日报》创刊号刊载陈嘉庚的《告读者》一文，明确指出“我海外华侨本爱国真诚，求和平建设，兹故与各帮侨领，创立《南侨日报》，其目的在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孙国父建国之主旨。”[4]《南侨日报》在政治倾向上更为明确，南侨总会喉舌的性质更为突出，陈嘉庚藉此发表了大量关于时局的言论，像《论美国救蒋必败》、《蒋介石的最大错误》、《新中国必能兴利除弊》等。《南侨日报》存在的近四年时间里，“对于团结广大华侨群众，特别是团结各帮派，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到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起了巨大的舆论作用。群众称之为‘民主堡垒’，‘南天木铎’。[5]

　　除了自办媒体外，陈嘉庚还十分注意资助、支持持有正义立场、敢于主张的新闻媒体和新闻人。上海《国民日报》时任经理蒋公堂，极力拥护政府，与汉奸日报进行斗争，但由于政府经费停供，蒋公堂遂赴新加坡向陈嘉庚求助，陈嘉庚虽然有困难，但认为“若拒绝则该报不能维持，即减一宣传机关”，于是不得已向黄梨公局商捐，在该报改名为《神州日报》后仍按月汇去所需开销，维持报纸的运营。[3]92皖南事变发生后，进步的文化人在国内更加难以立足，蒋介石下令秘密逮捕时任全国青年记者协会主席的范长江，范长江只好流亡到香港，因在港赋闲无事，准备编写国家抗战以来的年鉴，遂致信陈嘉庚，求支持港币15，000元用于编修年鉴及维持通讯社费用。陈嘉庚在重庆时曾经多次与范长江晤面，并接受其采访，颇有好感，遂慨然应允。随后又认股4万元帮助范长江任经理的、中共在香港办的第一张报纸《华商报》组建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可见其殷殷关爱之情。[3]379-380

　　二、善待新闻记者，广泛收集资讯

　　1940年3月，陈嘉庚组织华侨慰劳团回国考察慰问。据陈嘉庚自述，此次组团回国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国内抗战已经两年多，沿海各重要出入口都为敌所占领，华侨难以回国，“对于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多不详知”，此次组慰劳团“系欲鼓励祖国同胞，增加抗战民气，及回洋报告侨众增益义捐，及多寄家费以加外汇。”[3]107而据他从延安归来后在重庆的演讲，他再次申明组织慰劳团的任务一是“把海外侨胞的热情带回来，向艰苦奋战的国内同胞致敬。”二是“实地考察，把国内同胞艰苦奋战的情形带回去，鼓励侨胞，更加提高他们的热情。”还有一个问题是“国内团结的问题”。陈嘉庚“来中国之前对国共两党不和就有所闻，"[5]陈嘉庚特别强调国内团结抗战对于海外侨胞筹赈的重要意义，而此次回国的目的之一就是“看看实际的情形，从言论，行动等各方面作切实的观察。”②即调研、搜集祖国抗战及国内的时局情况。陈嘉庚有着丰富的媒体经验，深知记者在搜集掌握资讯方面的优势。“记者通常被人们称为‘消息灵通人士’。这是个很恰切的称号，消息不灵通的人很难成为合格的记者。”记者是“消息灵通人士”，是各种资讯交汇的枢纽。[7]陈嘉庚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非常重视与记者的接触，举凡有记者求访，皆欣然应允，几无拒绝之例。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与记者的交往上，试图从他们那里了解国内的各方面情况，尤其是一些不容易看到的阴暗面。陈嘉庚刚到重庆，恰逢《南洋商报》派驻国内的战地记者张楚琨从北方前线归来，与慰劳团在嘉陵招待所会面。“陈嘉庚即向他询问战地与重庆的情况，张楚琨即以一句普遍流行的话回答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意思是战地炮火纷飞，重庆则杯觞交辉，战士们浴血奋战，大官们则夜夜笙歌。为了进一步证明，他向嘉陵招待所下方指去，在那里，正动工兴建中的两幢住寓乃政府大员吴铁城及朱家骅所有，陈嘉庚终于首次亲眼见到一项可能被视为高官贪污的证据。”[8]陈嘉庚对这件事印象深刻，这也是他鄙夷吴铁城、后来与吴铁城关系交恶的一个重要原因。1940年12月慰劳团结束抵槟榔屿时，21日在槟榔屿即与吴铁城发生言语冲突。1941年3月29日至31日，陈嘉庚主持召开南侨总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会上再次揭批吴铁城广东临陷脱逃及诸多腐败之事。

　　陈嘉庚一行进入福建后，听福州代表说该处已预备五万元作欢迎费。陈嘉庚已闻知当地百姓苦况，怕所到之处均仿效浪费，另外也想借媒体召告一下，通过媒体来征询闽民惨况，于是拟稿寄南平、永安、福州、泉州、漳州，五处登报，约言如下：“……在此抗战艰难时间，尤当实行节约。自回国以来历十余省，对欢迎及宴饮无谓应酬，概行辞谢。并托陈主席通告，余经过地方切实遵行，况吾闽米珠薪桂，尤所关怀，故复登报表明真诚，乞希原谅。”

　　其中“况吾闽米珠薪桂，尤所关怀”，陈嘉庚称“余最用意者在此两句。盖既闻诸代表来告闽民凄惨之状，故藉节约启事，含意征求各处报告情况，以广收事实证据。”结果等到了南平，早晨阅读《南平日报》，发现这两句却被删掉了，陈嘉庚立即质问随行的李秘书，方知是省招待员陈延进、李良荣二人接福建省主席陈仪电告删去之。陈嘉庚大骂陈延进等丧心昧良，谄媚走狗。一直走到邵武，陈嘉庚愤恨之心仍然难以平复，并对集美中大出了陈延进这样的学生感到十分“遗憾”。[3]268-274

　　陈嘉庚一行到福州后，当地报界记者或单独拜见或两三人同来，“纷纷来言此间民众苦景，而尤以贫民为惨，都由贪官污吏，种种苛政，对报馆则取极严酷检制，不但禁止言论，虽市内公事新闻，稍为登载，检查员以为扰乱治安，概行删去。”就在陈嘉庚一行即将离开福州的前一天，当地男女记者十余人再次相约一起来拜见陈嘉庚，欲向嘉庚“报告惨况，挽救民众倒悬痛苦”。陈嘉庚让他们把欲言之事写下来交给他，这些记者面面相顾，都不敢应承。最后终有一人挺身而出，愿为执笔，陈嘉庚交待各位记者一定要替这位记者共守秘密，并让负责执笔的记者最晚明早六点送来，结果这位记者到半夜便将写就的情况报告送了过来。陈嘉庚非常赞赏这位记者，以“义勇之记者”赞许之。[3]279

　　三、善用新闻媒体，发动舆论宣传

　　陈嘉庚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华侨实业家，也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陈嘉庚年轻时在新加坡就非常重视读报，他不懂英文，因此主要读本地方报纸和从中国、马来亚来的中文报纸。[6]5陈嘉庚创办经营过华文报纸，因此谙熟媒体规律，这从他一手推动的“讨汪提案”事件中可窥一斑。1937年12月南京失守，汪精卫和平妥协的言论开始甚嚣尘上，陈嘉庚与汪精卫几番函电来往欲劝其放弃投降立场，当他在确认“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属实后，即发电斥之以“秦桧卖国求荣”，并将双方来往的五份电文连同致孔、宋、蒋的电文交南洋各日报发表，引发南洋侨界震怒。陈嘉庚复思“汪精卫此举为何等大事，而重庆及各省何寂寂未闻有反对者，岂多表同情乎？抑畏惧不敢言乎？乃将致汪两电拍往重庆某日报请为登载。电发后两天又思渝各日报必不敢登”，于是决定利用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即将召开之机，提案讨汪，这才有了邹韬奋所称的“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3]77-87陈嘉庚的提案原文是“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邹韬奋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这个‘电报’提案一到，在会场上不到几秒钟，联署者已超出20位。于是名炮手陈嘉庚先生的这一炮，轰隆一声正式发了出去！”虽然提案被汪派分子最终删成了“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案”，[9]但是陈嘉庚提案一事已经广为传诵，海内外很多报纸都做了报道。陈嘉庚利用他的影响力，并借助国民参政会召开这一媒体关注的事件，适时推出讨汪提案，使之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重大事件，成功地引导了媒体的注意力和公众的舆论走向，将汪精卫假和平真投降的面目揭示于天下，如此巨大效果，不能不归之于陈嘉庚对媒体舆论规律的娴熟把握。

　　带领慰劳团回国考察期间，陈嘉庚马不停蹄地与媒体接洽，利用新闻媒体到处发表演说，阐述此行的目的以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在重庆机场一落地，陈嘉庚面对诸多记者即发表演说，声明此行目的一为祖国抗战三年，军民遭受痛苦，特向军政界及民众致敬慰之意；二为搜集抗战以来军政如何努力进步，民众如何同仇敌忾，各党如何团结对外等诸多好成绩材料，向南洋华侨报告宣传，激发侨众爱国热心，更加踊跃捐资抗战。[3]112当时媒体报道陈嘉庚的机场演说是“语调坚强有力，爱护祖国之热忱，与深信抗战必胜之情绪，溢于言表，全场掌声不绝。”而且当“记者以慰劳团行程问题，就询陈嘉庚氏，承答甚详……"③为了获得国内的诸方面情况，陈嘉庚到重庆的第三天即3月28日，即在包括《大公报》等国内报纸上刊发《陈嘉庚启示》，把他此次回国所负三项任务一一向社会申明。④到重庆不久，已经拥有很大名气、时任全国青年记者协会主席的范长江即求见采访。范长江先来预约采访时间和采访内容，征询陈嘉庚肯否接受，陈嘉庚慨然应诺。第二天范长江如约再来，针对南洋华侨情况如义捐、公债、商业、报界、教育、党派、待遇、爱国等等进行采访，陈嘉庚则“逐一据实回答，约三点钟方毕。”[3]131——132132范长江称，“我和他作过两次谈话，合计总有五个小时，我没有见他对于任何所谈的问题，采取‘随便’的神气，很小的事情，他也认真地辩论不已。”⑤陈嘉庚对勇于秉笔直书的记者，会非常坦诚相待，并积极配合采访，全力满足记者之需要。陈嘉庚一行从延安返回重庆后，范长江引苏联一位报社记者来访陈嘉庚，该记者直言：“国共两党恶感日深，毋庸讳言，伊驻渝所访闻恐多宣传未实之事，而身未到陕北，亦未悉其究竟，深以为憾。闻君无党派，且为海外华侨，居第三者地位，必能将所见所闻据实惠示。”陈嘉庚亦直言不讳：“余不但居第三者无党派之地位，尤当恪守人格，信实为主，在国内如是，往南洋亦决如是。君要访何事，余当据闻见所知答之。如不知者不能妄答，希原谅。于是从西安起至延安及回来，凡所问各项，余知者均答，……"[3]214

　　从《南侨回忆录》记载看，陈嘉庚共与范长江见面三次，其中预约见面一次，接受其专访一次，接受范长江所引苏联记者采访一次，三次见面，两次采访，陈嘉庚都是至诚相待，有问均答，这与他在福建和昆明接受记者采访时的怀疑态度截然不同，可见陈嘉庚对范长江的信任。当然这也与范长江秉笔直书大胆报道有直接的关系。范长江采访完陈嘉庚后所写《陈嘉庚先生印象记》，洋洋近4000字，冲破国统区的新闻封锁，于陈嘉庚到达延安的当天发表于延安的《新中华报》上，文章毫无虚美之心，极尽钦敬之意，他认定陈嘉庚先生“非泛泛者流”，并为陈嘉庚先生厉行节约不辞艰苦调研国情的精神和伟大的爱国情怀所深深折服，他在报道中满怀激情地说：“让敌人和汉奸作分化中国的梦吧！看看南洋老人亲赴全国前线劳军，有什么方法不在中国不可动摇的团结趋势之前不断地发抖呢？"⑥范长江在另一篇短评中再次高度赞扬陈嘉庚：“自抗战以来三年余，第一大胆敢说公道话者，就是陈某一人而已。”[3]234-235从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上来说，范长江找到了一位大胆并且敢说公道话的采访对象，这让他喜出望外，所以极尽笔力报道陈嘉庚先生的慰劳团之行。而从陈嘉庚的角度来说，他也视范长江为一个“合格的对话者”，使陈嘉庚先生的言论在国民党严酷的新闻封锁中得以传播出去。事实上，在重庆严酷的媒介环境里，范长江敢于发表短评直赞陈嘉庚先生是“第一大胆敢说公道话者”，说明范长江也是一个“大胆敢说公道话者”，这也让陈嘉庚心生钦敬。后来范长江逃往香港后向陈嘉庚求援修年鉴办媒体，嘉庚先生慨然相助，与这种认同应该有着直接关系。

　　对于那些慑于国民党新闻检查淫威不敢大胆“说公道话”的记者，陈嘉庚则极力鼓动甚至用激将法推动他们据实报道，以达到宣传主张之目的。他在昆明各界开会后，有当地和外地驻昆明记者十余人想细访一下陈嘉庚，让他谈谈7月24日应邀到重庆国民外交协会发表“西北的观感”中所言之事，陈嘉庚故意问：“贵记者是要私人知之，抑欲发表于日报，公于大众者？”答“当然要在各处日报登载。”陈嘉庚复言“在重庆亦曾经许多记者下问，及见其报载十无二三，后屡次复来，余以上言辞之，彼云多被检查员裁去，若然则多言奚益。”记者发誓称“决与重庆不同，希不吝指教。”接着记者提问了五个问题，陈嘉庚分别就南洋新闻界状况、南洋华侨教育状况、国共合作前景、回国之观感四个方面认真做了回答，[3]234-235而且据陈嘉庚自己所言：“……余站立演说，约两点钟方毕。执笔而记者五六人，逢有未详处停笔而问，余均复述之，谅其记载无遗漏。当地日报及外埠通讯员，是否照登，余不得知，因越早已起程往贵阳矣。”[3]238陈嘉庚站了两个小时接受采访发表演说，可见他是何等重视媒体的宣传，并且从言语中可见出他很关切演说内容的发表情况。

　　在慰劳团回国期间，陈嘉庚还多次使用无线电广播宣传其主张。七月十七日回到重庆后，“适时英政府应允日本要求，禁止缅甸通云南运输三个月，陈嘉庚乃到重庆电台做一广播，呼请海外侨胞保持冷静，盖英人此不受欢迎及不友善之举措系出于‘暂时不得已苦衷’。他亦强调保持中英友好之重要性，因中国抗战运入军火及外汇金钱，须倚靠英国之默许矣。”[8]282他正是看到了无线电广播的快捷与广泛的覆盖性，因此在看到英政府允日禁运要求后，担心海外侨胞起而抗议英政府，导致中英关系破裂，不利于祖国抗战，遂急用无线电广播为该事件“降温”。他在《南侨回忆录》中亦专门有一节《无线电广播》，谈到他在重庆四十天间，前后共使用广播三次，每次一点钟，都是用闽南语，再由该电台广播员译成国语广播出去。他还特别提到为他担任翻译的这位广播员“贺姓，泉州人，集美学生。”[3]153无线电广播在彼时亦属“新媒体”，陈嘉庚看到集美毕业的学生能供职于广播电台，当然高兴，言语之间颇多自豪之感。

　　四、注重媒体环境建设，呼吁政府放开管制

　　强调政府放松对媒体和言论的管制，建设健康的媒体竞争环境，是陈嘉庚在国内考察期间多次提到的话题。陈嘉庚在重庆时，曾接待来访的《中央日报》王经理。《中央日报》为国民党的机关报，也是重庆最具权威性的报纸，但是每日仅出八开纸一张，而且各大报都是如此，陈嘉庚接受采访时对此颇有微辞。他把重庆的报业环境与新加坡相比较，指出重庆党政机关之多，事务繁冗，新闻消息较之新加坡要多许多倍，但奇怪的是重庆报纸对各机关“所有开会议何事项，多不登载。”他明确提出“首都党报为全国注意，应增加材料，俾中外民众明晓国事，现乃仅出一小张，除转载外国电报外，其它内外要闻咸多放弃，绝非首都第一大报所宜。”王经理辩称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经费问题，二是因为“政府多守秘密，凡开会议案及其他有关系之事，多被禁止或被检查员删去。”陈嘉庚愤而言曰：“政府及党部事事多守秘密，不作坏事，何畏人知。”[3]130-131对国民党政府剥夺媒体采访报道权益、粗暴干涉言论自由的做法表示强烈愤慨。

　　从延安等西北省份考察回来之后，七月二十四日，他应邀到重庆国民外交协会发表“西北的观感”，座中来宾数百，亦有不少国内外记者前来采访。陈嘉庚的讲话重点在延安，这也是重庆民众最感兴趣的话题，他说延安的民众“很自由”，“没有顾忌，可以畅畅快快的谈论一切”。他介绍了延安在教育和生产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别介绍了对毛泽东的印象，介绍了毛泽东的简朴生活，“他说那简朴是他所意想不到的，对他们上下刻苦耐劳的努力求进步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在如此艰苦的抗战当中，大家都应该有这种精神才对。”陈嘉庚讲得很动情，现场气氛也很热烈，特别是他在讲到国内各党派应该加紧团结，一致抗日时，他讲的闽南话“还未经翻译全场即长久的热烈的鼓掌。”⑦但是关于陈嘉庚的这次轰动性演讲，除了共产党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隔日做了大幅报道之外，第二天的重庆十家报纸有五家只字未报、另有五家报纸均以简短消息报道之，很多演讲内容均删之未用，连《大公报》对涉及延安的讲话内容也只字未提，只是概略地引述介绍了西北军队将领坚定的抗日态度，以及甘肃、西宁等地禁烟成效、财政税收情况等。⑧这种状况自然令陈嘉庚相当不满。当他在昆明看到范君长江短评称赞其为自抗战以来“第一大胆敢说公道话者”时，他直接指出，“若以重庆《新华日报》，登余上月在首都国民外交协会，所演说‘西北之观感’一事，以余度之无所谓大胆。”因为第一这次演说是命题演说，二是所言皆为亲见，[3]234-235这样的演说却还需要相当的“大胆”和勇气，可见重庆的新闻环境严酷到了何种地步！

　　陈嘉庚在昆明接受众记者采访时，再次把重庆新闻环境与新加坡新闻环境进行比较，提出强烈批评：“国内首都重庆虽《中央日报》，每日亦仅出版一小张，只有新加坡十余分之一。但新加坡早报六大张之中，广告版约四分之一，中外文稿亦四分之一，余二大张则为专电、论说，及马来亚新闻，尤以各法堂案件为最。销数多者二万余份，少者不等。”他认为报纸的职责就是“开通文化，改良社会，评论政治”等，报业的发展有助于启发民智，推动政治改良和社会进步。一个宽松的媒体环境难免会有些弊端，如“往往发生意见，互相笔战，以及籍办报权威利己损人，亦所难免。”但正是这种宽松的环境才能培养起媒体的竞争意识，像新加坡的报纸“唯社会新闻，则登载颇详，凡有开会，记者必到，似为竞争而来。如重庆政府社会机关之多，逐天必有数处开会，如在新加坡不知要增加许多新闻，而重庆则寂寞无闻。”他举例如数月前“全国经济学社”年会，政要名人到会演说者众多，如果是新加坡的报纸恐怕用“一大张专载，尚恐不尽，而重庆各报，仅登数行，精神内容绝无可取。”媒体的这种“不尽责”状态，产生的原因自然归咎于国民党政府严厉的媒体管理制度，这是陈嘉庚最不能容忍的，他称“新加坡西报，不但社会事自由论载，便是政府政治事项，或公务员市政局，稍有差误，立可批评，甚至攻击无遗。设有被诬失实，可以法律控告，不能任意检查干涉。”[3]235-236在接受范长江采访时，陈嘉庚亦向范长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首都十一家日报，每天各报仅出一小张，除政府分送中外电报外，甚少其它新闻，编幅既小，大都雷同，有如一家而已，大出余意料之外。虽中央党报，及政府机关报，亦都如是，此何能模范各省，开化民众。”而范长江亦回答说：“首都日报不能发展，多系政府箝制太严，善守秘密，复加检查员慎重奉行所致也。”[3]131-132陈嘉庚多次批评国民党政府苛刻的新闻检查、管制制度，批评国民党政府治下冷漠的政媒关系，政府不善于也不愿意利用媒体传达政府信息，更不愿意接受媒体的监督，媒体在这种严厉的管制环境下亦呈全面萎缩状态，难尽到沟通政府与民众关系之职责。1940年12月23日陈嘉庚到达桂林，就有十余个记者来访说：“接到泰和、吉安记者来电，告有极重要闽省新闻，被中央检查员禁载，甚为愤恨，嘱我等来访，设法从他处发表”。陈嘉庚听后非常气愤，就将他在福建所见所闻劣政逐一向这些记者做了介绍，以期昭示于天下。[10]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剥夺了媒体的监督权，不仅使记者愤恨，百姓生怨，也掩盖了地方官吏的劣政和腐败，使他们更加恣意妄为。

　　正是因为看到国民党治下媒体环境的严酷，当陈嘉庚在重庆期间听说有闽人华侨赴南洋招股打算在重庆倡办《华侨日报》时，他表示坚决反对，云“重庆日报已有十一家，每家逐日仅出一小张，虽政府及党部等机关报亦都如是，除固定转载政府印发外国电报外，地位无几。加以检查严厉，禁止自由言论，故各报大都雷同，而逐月多有亏蚀。今君乃欲办《华侨日报》，海外华侨既无须在此设机关报，而逐日出版当然亦一小张，月月必须亏损。虽能招到数万元，除开办费外，两三年后必至关闭。准此而言，既无益于国家，尚恐阻碍华侨之进步。……”陈嘉庚断定在重庆这样严格管制的媒体环境下，再办一张华侨报纸肯定是难有作为，所以极力劝阻。但是“言者谆谆，听者终不以为意，大约招收两三万元，出版至多一两年，即不能活动矣。”[3]150

　　五、结语

　　陈嘉庚极为重视新闻媒体工作，他不但亲自创办媒体，更重视培植进步媒体。他视媒体为阵地、为喉舌，为团结侨众之纽带，为宣传主张之桥梁，为对敌斗争之锐器。《南洋商报》创刊时，他做《本报开幕之宣言》，谈的是实业与教育之关系，号召广大华侨兴商助教。《南侨日报》创刊，他《告读者》称办报之目的在于团结华侨，阻止内战，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在给菲律宾进步华文报纸《华侨导报》五周年纪念的题词里，他痛批国民党政府内战独裁之本质，对国内时局之忧虑：“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如天，忧心如捣。”他大半生的时间里充分利用媒体开展对敌斗争，无论是声讨汪逆还是批陈仪之劣政，所向披靡，正如他避难爪哇写《述志诗》中所言：“领导南侨捐抗敌，会场鼓励必骂贼。报章频传海内外，敌人恨我最努力。”

　　陈嘉庚高度看重新闻自由和健康的媒体环境建设，认为政府工作应该向媒体开放，政府应该接受媒体的监督；政府应该保证媒体和公众的知情权，建立良好的媒体关系。同时他认为媒体自身也应做好自律。他特别强调媒体责任重大，负有“开通文化，改良社会，评论政治”之义务，肩负着开通民智、领导社会之任务。而要完成好这一任务，“则消息必须确实，否则若捏造是非，欺人自欺，未免反误社会，罪恶非小，……”同[2]1924年厦门大学发生学潮时，他对《叻报》、《新国民日报》等报纸恣意歪曲、编造事实进行报道的行为非常气愤，他认为“报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唯一舆论机关，负有维持教育，启发民智，改良社会，监护国家，最重大之等责者也。严谨真确，正大光明，方不失新闻报纸之价值，而为中外所钦仰。”⑨这些见解之深刻，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亦英《欢迎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新中华报》1940年4月18日。

　　②《陈嘉庚先生西北归来——纵谈团结抗战》，《新华日报》1940年7月26日。

　　③《南洋侨胞慰劳团团长陈嘉庚先生抵渝》，《新华日报》1940年3月27日。

　　④《陈嘉庚启示》，《大公报》1940年3月28日。

　　⑤⑥范长江《陈嘉庚先生印象记》，《新中华报》1940年5月31日。

　　⑦《新华日报》1940年7月26日。

　　⑧《陈嘉庚昨日演讲，报告西北慰劳经过》，《大公报》1940年7月25日。

　　⑨陈嘉庚《辟诬》，原载《南洋商报》1924年6月17日，转引自《陈嘉庚教育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P194-195。

　　【参考文献】

　　[1][新]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M].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中心，1995，85.

　　[2]陈嘉庚.陈嘉庚言论集[M].星洲南侨印刷社，194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