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先生是商界知名红二代，曾执掌北京市的企业华远地产。数据显示，在一直突飞猛进的地产市场中，华远从来就不是一个大鳄，对解决就业和拉动 GDP，贡献一般。然而，舆论场中的任志强却有着与现实能力不相称的能量， 3000多万的粉丝使其虚拟空间有着呼风唤雨的能量。

　　能量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在现代社会复杂关联的时代，加上社交媒体的大行其道，一条信息的蝴蝶效应，的确有可能掀起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 。 2012年 8月，印度发生了来自东北部地区的居民大规模逃离返乡的风潮。长途跋涉中，不少人受伤甚至死亡。事后证实，这次大规模的逃亡返乡悲剧与造谣者利用社交媒体和手机平台传播东北部人可能遭受袭击的虚假信息有关——印度内政部及其下属情报部门官员称，此次谣言造成的灾难让印度经历了“第一次网络战”。实际上， 在网络信息传播管理方面，很多国家都已有影响面很大的痛苦教训。

　　传媒是世界的框架。要建立和谐有序、稳定持久的社会秩序，对媒体、信息和言论进行控制是必然的。可能是汲取了上次的教训，在 2016年 2月底发生的哈里亚纳邦农村地区的种姓抗议骚乱中，为了防止形势的恶化，在已经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关闭了发生骚乱的几个地区的网络，以防止流言传播。

　　所以，当习主席提出“党媒姓党”后，任志强公然挑衅，发出“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 ?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的微博后，立即受到舆论批判并被关掉微博——这是应对社交媒体时代新现实的有力举措：任志强的话罔顾现实、无益家国，这种谎言在网络世界转发 1000万次也成不了真理，完全可以任其自生自灭；但考虑到社交媒体的蝴蝶效应，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反击和处理就避免了使其成为触媒、引发思想与现实混乱的可能性。

　　但是辩论并不会就此停止，否则，任志强们会觉得委屈和不服。

　　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是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在某些西方教科书中，媒体无疑应该为社会服务，做不偏不倚的公器，以第四权力来制衡政府。但在现实中，自诩独立的西方媒体不仅注意维护资本的利益，而且时刻注意“团结在国旗下”，为主流政治派别的利益服务。同时，在美国白宫和政府各部门内部都有专门对付媒体的机构和人员，一些问题被媒体曝光只不过是危机管理的失败，而更大量没有被揭露的黑幕则在“媒体公关”的名义下继续“黑而无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