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年终，总少不了回顾旧年，展望来年。忙碌报纸年终盘点的同时，我也在考虑自己的回顾与展望。

　　于我个人而言，2013年的“大事”之一，是获得了第十四届财经奖学金，并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脱产”学习。我称为“职业充电”，简言之，因职业之故，为职业发展而进行的“充电”（包括精神、知识、技能等层面）。

　　简单梳理，我把目前传媒业的“职业充电”分为四类：

　　一类是媒体自行组织的面向内部员工的培训计划，比如我所在的新京报定期举行的“新京报大讲堂”，先后邀请了茅于轼、张千帆、贺卫方、俞可平、陈昌凤、高钢、白岩松、熊培云等前来讲学，为采编人员进行理论和业务培训。国内其他媒体都有类似的或多或少的内部培训。

　　一类是高校或媒体等单位面向媒体同行的培训交流，比如我所参加过的师曾志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第三届公益媒体高级研修班、已故蔡定剑教授生前负责的第二届反就业歧视培训班、南方周末主办的首届绿色传媒促进计划培训班、展江教授负责的全国第二届调查记者年会暨培训会，等等。

　　一类是由媒体等机构发起面向媒体同行的奖学金项目，比如《财经》杂志发起的财经奖学金和法律经济学奖学金项目，比如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主办、财新传媒战略支持的卓越记者驻校计划，比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的为期三个月的专项研究。

　　一类是国外的尼曼学者计划，即哈佛大学1939年建立的旨在培训新闻精英的教育计划，每年除美国外，从世界各国新闻界中挑选出十多名佼佼者参加学习，历时一年，能够成为尼曼学者。尼曼新闻基金的宗旨就是要“提升新闻品质，教育新闻精英。”至今已有十数名来自两岸三地的传媒人士获得尼曼学者称号。

　　当然，所谓的“职业充电”，狭义来看，更多侧重系统了解某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比如经济学、法律、反就业歧视、公益慈善等，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提升，提高自己的专业操作水准，从而提升新闻报道的品质。

　　广义来说，“职业充电”也包括支持职业前行的精神力量。比如知名媒体人、台湾《中国时报》总编辑兼社长的王健壮，解释新出版的《恺撒不爱我——追寻新闻人的自由传统与典范》一书时，他介绍说：“也许就是因为对台湾媒体的集体不为，或者对‘张季鸾精神’如烟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感慨甚至有些恐慌吧，”所以他才希望从美国新闻界的历史与现实中，寻找像张季鸾与《大公报》那样的记者、那样的报老板以及那样的媒体，“既是为了替我的沮丧挫折寻求慰藉，也是为了替我的虚无麻木寻找刺激”。他所谓的“张季鸾精神”，主要是基于“四不主义”的“一言而动天下”。在媒体无法作为的年代，这种对渐行渐远的文人论政的自觉追寻，就是一种“职业充电”。

　　我认为，“职业充电”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去充电，希望通过充电来重建自己的知识结构；一种是不知道需要什么而去充电，希望通过充电来重新“认识自己”，辨明方向，汲取前行的力量。

　　因为，这恰好击中目前媒体业的两块软肋，一是“新闻教育”的先天不足，无法提供除新闻学之外具备其他专业知识的基础；一是“职业教育”的后天不良，因媒体之间差别较大，无法给记者提供定期或不定期的支持职业发展的专项教育。而“职业充电”，无疑能弥补这两点。

　　当然，就目前来说，相对于庞大的且不断壮大的媒体界，目前的“职业充电”机会过少，且有不同的门槛，导致有意充电者较为纠结。何况，有些即使记者能争取到机会，在媒体机构“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情况下，能否打开绿灯一路放行，也是问题。

　　尽管如此，作为前行力量的自我获取，“职业充电”仍然必不可少，且希望多多益善。作为媒体人来说，虽然机会难得，但“充电”意识不可丢。

　　（作者为《新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