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更迭催生舆论监督发生质的嬗变，经历了从早先的“舆论+监督”到新闻舆论监督再到人人参与的舆论监督这样一个历史的螺旋与回环。社交媒体消解了舆论监督对象的级别、内容和范围的限制，同时在监督模式上融合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平行监督三种传统的舆论监督模式，使人类舆论监督进入“人人监督、监督人人”的时代。当然，社交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负面效应，引导自媒体舆论监督的良性发展成为关键。

　　【关键词】社交媒体；舆论监督；监督权

　　随着网络技术、媒介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形态应运而生。任何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会给舆论监督带来巨大的变革。①社交媒体凭借其本身具有的开放性、互动性、即时性、广泛性等特性在用户数量和传播效果上占据了强大优势，从单纯的网络社交工具和消息发布平台，逐渐发展成为舆论监督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纵观舆论监督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新闻事业出现后的大众传媒主导时期，再到现在的自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经历了由早先的“舆论+监督”到新闻舆论监督，再到人人参与的舆论监督的螺旋与回环。社交媒体通过交互式的传播手段，使得人人都有发言权，人人都可以参与到整个社会生活的监督中。自媒体时代，舆论监督主客体都拥有了监督权，公众作为舆论监督主体的地位真正得以回归，监督的客体也不再限于权力主体，而是扩大到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因而舆论监督呈现出新的变局，不仅消解了以往的监督主体的级别限制，监督的内容和范围也不受限制，同时在监督模式上融合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平行监督三种传统的舆论监督模式，使舆论监督进入了“人人监督、监督人人”的时代，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舆论监督。　　

　　一、舆论监督的变迁

　　1．新闻事业出现之前的人际传播时代：公众参与、介入的“舆论+监督”

　　在中国古汉语中，并不存在“舆论监督”这一术语，“舆论监督”是由两个独立词语构成的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主语是舆论，谓语是监督。舆论即“舆人之论”，指的是普通老百姓的议论，监督即“监察督促”之意，两者都有公开和监督的意思，区别在于舆论是自下而上的，而监督则是自上而下的。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舆论”与“监督”并未连用，或许与这种监督的指向区别有关。不过在这一时期，利用民众舆论进行监督的形态和实践已经存在。如街谈巷议，是早期的舆论反映形式。我国古代舆论监督主要是言谏纳言，言谏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企图遏制君主独断专行、决策失误而出现的自下而上的匡正补厥制度，其萌发于先秦，建立于秦汉，确立于隋唐，式微于两宋，衰弱于明清②。如在尧舜时代，曾在交通要塞，设置“进善之旌”“诽谤之木”，鼓励人们在旌旗下发表议论，在木牌上书写谏言③。在西方的有关文献中，也没有“舆论”和“监督”这样的固定搭配，只有public opinion 和watchdog大体可以与之对应。在人类的新闻事业出现之前的这一时期，舆论监督的内涵实际上是“舆论+监督”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姿态的监督。舆论监督的主体虽是公众，却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公众，其范围要小得多。如在古代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权主要在“士官”阶层，其中最活跃的是有文化的士人。在古希腊时期，民众可以通过公民大会等形式进行舆论监督，但那时妇女、外邦人和奴隶等均不在公民范畴之内。被监督的对象主要是君主、政权、国家政事等，对普通民众的监督也有少量涉及。这一时期，舆论监督的形式比较传统，如公开的会议、讲坛和街谈巷议、集会游行示威等，或者传单、张贴物，进行公众的监督。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