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记者的地位正伴随着传统媒体的式微而急剧下降。经济收入的下滑、工作难度的加大、工作环境恶化等诸多方面又放大着这一效应。造成记者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全球性的；但在当下中国，我们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记者“自我认同”的贬斥与“社会认同”的错位。课题组在 2013年10月到2014年9月先后在北京针对编辑记者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在云南、山东等地做了两次深入媒体、企业实地调研，举行过若干次座谈会和深度访谈。本文主要是基于以上三次的调研数据撰写而成。

　　一、“自我认同”的贬斥：从“无冕之王”到“新闻民工”　　

　　Goffman认为人处于社会之中存在三种身份认同：一是社会认同（ social identity），即我们把一个陌生人安置在他所属的特定社会位置；二是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指专属个人的一组社会事实的连续纪录或特殊记号所构成的认同；三是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指个人对自己处境的主观感受，以及个人通过各种社会经验获取的有关自己的延续性和特质（白红义，2011:112）。记者长久以来被视为时代变迁的记录者、社会公义的承担者、社会的良心，甚至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呼，体现出社会对记者群体高度的社会认同，一度也成为记者们的“自我认同”。但当下中国，由于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记者的职业光芒越来越暗淡，社会对于记者的评价也越发多元化，褒奖者有之，贬损者有之，从业者面临着深刻的社会认同危机，记者们也自我贬斥为“新闻民工”。

　　（一）从“无冕之王”到“新闻民工”

　　从历史上看，我国新闻业有“文人论政”的传统，社会普遍赋予记者群体以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民国期间的名记者多具备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同时对社会保持批判、反思的立场，以言论来促进社会进步。并在这一身份认同下，记者倡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力图通过新闻活动推动社会进步。当代中国很多著名新闻人，也多饱有这种情愫，媒体人李大同主张“用新闻影响今天”，他认为新闻的生命力不只是记录历史，而是通过告知、传播信息影响社会现实。《南方周末》提出“给弱者以关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也被社会所广泛认同，体现了儒家传统中所坚持的知识分子责任意识。

　　改革开放后，中国传媒开启市场化进程，从媒体定位到从业者认同都开始在不同程度受到商业逻辑的影响。媒体从一个不关心营收的文化事业单位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受众意识和经营意识凸显，形成了一套新的组织、运作逻辑，而媒体内部人事制度也发生了变革。新闻从业者直接感受到了媒介市场化所带来的清新风气，也面对着更多元的商业诱惑，以及伴随新工作方式而来的压力和无奈。

　　“新闻民工”是传媒业市场化的产物，最早是相对于在编记者而言的，没有户口、职称甚至记者证的媒体从业人员，又被称之为“体制外新闻记者”。“他们的权益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超时工作与低廉的报酬在媒体行业中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一旦出现闪失，马上会被所服务的单位开除。他们不仅客观指标上处于新闻单位的最底层，而且具有强烈的‘底层感’，因而被称为‘新闻民工’” (周翼虎，2009：229)。

　　然而这一称谓随着记者们工作环境恶化，待遇降低，工作强度加大，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自我贬斥的称谓。记者们感受到作为知识份子的光环正在逝去，逐渐变成了为养家糊口而劳碌奔波的低级体力劳动者，或多或少地陷进工作和生活的窘境，从业者普遍感到工作满意度不高，价值感不强，所以以“新闻民工”的称谓来戏谑自己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