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中国国内的框架理论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研究体系不完善，“框架”概念使用混乱，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一种较为清晰的分类方式，以研究范畴为分类标准，将其划分为文本框架、生产架构以及影响架构，并以此分类方法对国内框架理论研究现状作简要分析，提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建议。

　　【关键词】框架；框架分析；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最初来源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然而时至今日，框架理论仍是一个尚未发展完善的理论，没有形成相应的结构体系，观点和概念的界定相对模糊。尤其在国内学术界，由于语言的差异性等原因而造成概念使用混淆的情况比较明显，这给框架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一、“框架”概念再辨析

　　（一）框架概述

　　“框架”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55年贝特森的《关于戏剧与幻想的理论》，他认为框架是一个有限定的阐释性的语境。随之，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框架”概念有了进一步的探讨。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他的著作《框架分析》一书中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是“个人将社会生活经验转变为主观认知时所依据的一套规则”[1]，而心理学家则认为框架是一种“基模”，即指导人们将外界信息符号化并赋予意义的过程，将感觉变成知觉的心理要素[2]。前者更为关注社会现实的建构问题，后者则更倾向于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决策与改变。

　　20世纪80年代后，框架理论进入到新闻传播领域，进而成为传播学者重点关注的理论之一，然而学者对于框架的定义众说纷纭。吉特林将“框架”一词定义为“媒介框架”，认为它是“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3]。而恩特曼把框架理论作为媒介研究的一种范式，将“框架”定义为“通过强调某种定义，某种因果解释，某种道德评判，以及推荐某种解决办法以选择和凸显事物的某些方面”[4]。甘姆森则从媒介层次的视角出发，认为“框架是一组有组织性的中心思想，不但能让相关事件产生某种意义，并建议什么才是主要的议题”[5]。潘忠党是从认知角度将“框架”定义为“认知装置”。这些定义延承了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框架概念，将之应用于媒介研究领域，并经常以新闻报道为对象探索“框架”概念的内涵与范畴。从本质上看这些定义具有一致性，具有一致的理论来源，但其含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于新闻的构建，有的侧重于受众的认知与意义构建。由此不难看出“框架”概念的跨学科、多取向、交叉性的特点。其实在英语语境下，“框架”一词有着名词性与动词性的双重含义，而在国内许多研究中常常以“框架”一言概之，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有定义不明、使用不清的状况。学者潘忠党的划分较为清晰，他以“框架”表示它的名词性含义，以“架构”来辨明它的动词性含义，以“架构分析”来指代框架理论的研究领域。

　　对于“框架”一词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而论及框架分析这一研究领域，研究者因其框架定义不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甘姆森指出，一个成熟的框架分析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关注生产过程；二是考察文本；三是关注在意义协商中受众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过程[6]。朔依费勒则综合了25年的框架调查研究，将框架的过程分为四部分：框架构建、框架设置、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作为受众的记者[7]。De Vreese关注三大部分，即新闻编辑室的框架、新闻框架以及框架影响，并将新闻编辑室的框架到新闻框架的过程称之为框架构建，将新闻框架到框架影响的过程称之为框架设置[8]。潘忠党则将框架分析分为话语、话语的构建、话语的接受三大范畴。学者臧国仁从研究方法不同的层面上将这些国内外学者在框架分析领域的研究取向进行了划分归类，主要有“范戴克的‘批判论述’分析取向，甘姆森以及雷恩的‘诠释包裹’分析取向，谭克达的‘框架清单’分析取向，潘忠党与克思基的‘论述结构’分析取向”[9]四种。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基本都涉及生产分析、内容分析和效果分析这三个领域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梳理框架理论的一个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