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Departing from Schramm: Transmuta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作者简介】陈世华(1982-)，江西玉山人，华中科技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武汉，430074

　　【内容提要】施拉姆创办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是世界上第一个建制的传播研究机构。其主要的研究预设是进行主流的经验／行政研究。但在施拉姆走后，传播研究所的研究取向并没有按照他设定的路线走下去，而且出现了更多的批判研究。作为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起源地之一和重镇，它更多地代表了与美国主流传播学经验研究不同的取向，成为美国传播研究中的异类。

　　Th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CR) i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founded by Wilbur Schramm is the first form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in the world. The main researches in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ICR concluded empirical researches. However,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ICR didn't follow the route set by Schramm after he left, more and more critical researches rose, including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and cultural studies approach.

　　【关 键 词】施拉姆 传播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 批判取向 Schramm/ICR/Political Economy/Critical Approach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10)04-0013-04

　　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创办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是世界上第一个传播研究所，首创了传播研究的第一个博士项目，开创传播学制度化、学科化的先河。传播研究所成为了一个十字路口，在此经过和逗留的很多人后来在传播研究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除施拉姆之外，有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传播心理学家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电视研究者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等。在短暂的任职后，施拉姆离开伊利诺伊大学，而传播研究所并未因为他的离开而中止，但是其研究取向却逐渐远离施拉姆的初衷，呈现多元并行的局面。本文基于第一手的档案材料和文献，通过对几个有影响力的学者的研究和观念的勾勒，尝试梳理出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的历史轨迹，并得出结论：传播研究所并未完全按照施拉姆设定的经验研究路线前进，而更多地体现出了批判研究的取向，偏离了他最初的设想，成为美国传播研究中的异类。

　　施拉姆时期

　　二战期间，施拉姆曾为美国政府工作，与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拉扎斯菲尔德(Paul Lzarsfeld)、霍夫兰(Carl Hovland)等传播研究先驱一起工作，主要进行战争中宣传效果的研究，这对他后来传播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战后，他在艾奥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授。1947年任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新闻学院教授，并于次年创办了传播研究所。该所是世界上第一个建制的传播研究机构，分为研究和教学两翼，教员称为研究教授，以显示该所主要从事传播科学的学术研究，区别于新闻院系的职业性教育。1949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博士项目，招收研究生。

　　作为将传播学理论化和学科化的关键人物，施拉姆对传播研究有着自己的一整套看法和期待。在1947年底施拉姆提交的一个传播研究所的成立计划中，施拉姆对传播研究的目的、内容和传播研究所成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他心目中传播研究的取向。在他看来，传播研究必须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是使用传播研究理解传播的社会过程、社会控制和社会影响。①传播所的目标是致力于获得传播过程的知识，研究现实社会中传播的控制，媒介、内容、受众和传播的社会效果。可以说，他的目标是承袭战争中的宣传研究，继续进行经验研究，在维持现有的传播制度和政治经济权力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传播策略，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

　　这种研究取向体现在他编著的著作中。为了给传播学学生提供参考书目，他先后选编了《大众传播读本》、《大众传播的过程和效果》等书，他所选择的文本无一例外都是主流传播学者，如帕克(Robert Park)、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克拉普(Joseph Klapper)、霍夫兰等人的经验研究成果，没有任何批判性的研究。在广为人知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施拉姆毫不掩饰对美国媒介制度的偏爱，他们明确地表示最感兴趣的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强烈地体现了维持现有传播秩序的经验／行政研究取向。

　　传播所的经验取向还体现在所接受的资助上。施拉姆在任期间，传播研究所先后接受了佩恩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虽然美国学术研究与资助保持着极大的独立性，但是作为美国主流的基金，其在考虑和遴选资助对象时，往往会对资助对象的研究取向进行一定的调查分析。传播研究所能获得这些资助，主要在于其研究预设就是更加有效地推动传播过程，改善传播效果，维护传播工业背后的集团利益。

　　1948年传播研究所迎来了斯麦兹，直接影响了该所的研究取向。斯麦兹早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受过系统的经济学教育，热衷于制度经济学，同时受马克思主义等激进思潮的影响，后来为美国政府工作，成为联盟通讯委员会(FCC)首席经济学家。应施拉姆邀请来到传播研究所，开始学术生涯。教育背景和左翼的批评取向，使斯麦兹的研究与施拉姆的路线有着很大的分歧。他开设了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开创了一个传播研究的新领域和分支——传播政治经济学。斯麦兹早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分析和批判美国电子传播结构与政策。他关注美国电视的商业主义的消极影响，主张制定全国性的电视规制政策，并提出了受众商品论的雏形。他坚决反对市场力量分配传播资源，坚称广播频谱是公共财产，应该置于公共利益的控制之下，呼吁维护公共利益。②他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和对传播结构与政策的批判使他成了与施拉姆意见相左的异端，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备案。

　　施拉姆领导下的传播研究所并没有完全按照他所设定的路线前进。他本人也未能把全部时间都放在传播学科的建设和研究上。当时传播研究正处于创始阶段，研究员大多是从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中转入，当时传播研究所仅有四位教授，除斯麦兹外，西伯特（Fred Siebert，新闻法学者），桑德奇（Charles Sandage，媒介经济学者），尼克松（Raymond Nixon，政治学者）都是新闻系的教授，它们的研究主要还是在自己的领域内，与传播研究有一定的距离。而施拉姆的离开也使经验研究路线走向衰落，以斯麦兹为代表的批判研究日益兴盛，直接形成了传播研究所质化研究占主流和鲜明的批判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