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Newspapers i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简介】乔云霞，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界人物研究所所长（保定　071002）。

　　【内容提要】回顾20世纪中华民族走过来的伟大复兴之路，中国从事传媒的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种外来文化要素，必须与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才能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近代外人所办报刊，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是全盘接收和认同的，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以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去理解、选择，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现实。清末民初的王韬、梁启超、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一批知识分子，接受了外来文化，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在此基础上各自创新了新的传播形式，进行救亡图存的宣传鼓动，以振兴中华。

　　【关 键 词】清末民初 报刊 文化交流 融合 创新

　　回顾20世纪中华民族走过来的伟大复兴之路，中国从事传媒的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民初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外来文化，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近代媒体在适应、融合与创新的过程也是走向开放，汲取人类各种文明成果，消除疑虑、化解误解、偏见和敌意的过程；同时也是促使华夏文明的传播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基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近代报业酝酿和发生的影响因素，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新闻事业的特殊模式和经验，更好把握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一、外来报刊融合中国文化生根结果

　　19世纪末正当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期，坚船利炮攻破了古老帝国封闭的大门，压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渐渐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早在19世纪初，在清政府依旧实行专制统治且有诸多限禁的情况下，第一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办报，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序幕。1815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了中文《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外国人所办报刊大量涌现，出版地由南洋一带以及广州、澳门转向中国沿海的许多城市，并且逐步深入到中国内地直至清朝首都北京，形成了一个在华外报网。据统计，至19世纪后期，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外文报刊约有200余种，占中国当时报刊总数的80%以上，几乎垄断了中国当时的新闻事业。[1]

　　外国人在华办报，带来了西方的办报理念和经验。18世纪，西方近代日报已具有了自己的特征：散张、两面印刷、分栏编排，内容有新闻、评论、广告三个主要部分。到19世纪初，在先于其他国家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已经出现了面向平民大众的通俗而廉价的报纸，到30年代，这种“廉价报纸”大量涌现，内容注重社会新闻、地方新闻以及各种消闲性、趣味性的软新闻；版面活泼，文字通俗，可读性强；经营上完全商业化，以广告和发行费维持生存。西方各国在仿效，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多的达到十几万份乃至几十万份，读者由过去的政界、工商界等社会上层人士拓展到中下层民众。人类史上第一次大众传播时代正式来临，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西方报章及其新闻思想输入了中国。外人在华所办报刊各有千秋，但有四种报刊值得特别提出，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万国公报》、《申报》，这四种报刊是文化适应、融合的产物。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世界上最早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刊物，该刊采用了“孔子加耶稣”的宣教方式，每期封面印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而从之”的语句；在行文中大量引用“四书”、“五经”等古典文献言论；在阐释基督教义的同时，还用相当篇幅刊载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出于迎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考虑，该刊没有直接移植西方近代最先进的报刊模式，如栏目的划分、新式的装订等，仍采用中国的线装书册式，竹纸木版雕印，且无分栏。作为社会变迁的产物，近代报刊在移植中国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他们十分懂得，要使中国人的思想“西方化”，先要接受中国文化，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它在形式和内容上虽然不具备新闻传播媒体的完整形态，却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报业发展的角度看，它是中国近代报刊之发轫，为国人办报的启蒙之师。它不仅在版样、中文字模和印刷技术等方面为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树立了榜样，而且，为了便于中国人接受，从装订到写作的形式都中国化，它拉开了西方在华新闻事业的帷幕。

　　1833年8月，郭士立（Gutzlaff）于广州创办在中国本土的第一家中文报刊《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它属于宗教性质，但不限于对教义阐释，而是把主要篇幅用于介绍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他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情况，不断变换表达方式，增强稿件说服力，以增进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12月刊登了331个字的《新闻纸略论》，是中国第一篇新闻学专文，论述了报纸的起源、新闻自由和当时西方主要国家的报刊出版概况，一种全新的新闻理念和事业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Gohn Allen）创办，1894年成为基督教在华最大教会“广学会”机关报，从传教为主变为热衷介绍西学，是教会报刊办刊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报刊。该刊前后历时39年（中有5年休刊），读者主要为中国各级当权人物和高级知识分子，发行网遍及清朝各级政府机关和县以上的教育机关。

　　创刊于1872年4月的上海《申报》，成为当时商业性中文日报典范，其成功可以概括为西方的办报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创办人英商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等，明白《申报》是给中国人阅读的报纸必须由中国人来办，因而把编撰工作全部交给了中国的文人办。这些文人将中国固有文化和表达形式与西方“廉价报纸”的形式和格调相结合，开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读者需要的近代中文报纸风格。此外，商业性中文报纸之所以成为中国报业发展的主流，还在于它们注重经营与管理，使广告数量与日俱增。[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