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史流变探源”（11JJD770014）。

　　作者简介：王记录（1964—），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研究。

　　两宋是理学兴盛发达的时代，同时也是传统史学兴盛发达的时代。两宋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深受理学影响，宋儒将天理、义理引入史学，把史学作为构建理学体系的工具，使史学带有明显的义理化特征。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如何看待两宋史学基本特性的重要问题，故而一直引起学者的关注。①可是，如何判断两宋时期理学与史学的相互影响，尚有很多剩义，需要进一步发掘。

　　一

　　理学对两宋史学影响最为深刻的方面就是史学思想的变化。如果我们把宋代史家所思考的历史问题与汉唐和清代相比的话，就会明显看出其中的差异。这一时期的史学以理学观念作为指导思想，理学与史学相互促进，出现了一大批集理学家与史学家于一身的学术大家，诸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李心传、朱熹、黄震、王应麟等。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两宋史学的义理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史明理”观念的倡导。两宋时期，治史以明义理成为界定史学性质和功能的一个重要标准。“以史明理”表达了这样的含义：史学的本质在于究义理、明王道，史书编纂要贯彻义理、张扬王道，读史更是为了探明义理、体悟王道。“以史明理”是史学之要务，也是理学影响下宋儒对史学的新要求。从北宋中期开始，随着理学的逐步兴起，“以史明理”的思想观念一直被许多思想家倡导。范祖禹撰写《唐鉴》，明确提出治史要“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1］卷首《进唐鉴表》。曾巩提出：“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2］188程颐认为：“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3］232南宋朱熹更是极力倡导这一观念，他认为宋以前的史学从总体上来讲是重“事”而不重“义”，史书记载不符合“义理之正”。他批评重事轻义的史学传统，认为它们“不过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坠于世俗寻常之见。”［4］卷五十四《答赵几道》他极力反对“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术，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的治学风尚［4］卷五十三《答沈叔晦》。因而他倡导“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5］196。他认为作史“但欲通知古今之变，又以观其所处义理之得失耳”［4］卷四十六《答潘叔昌》。由此可见，集理学大师与史学大家于一身的朱熹把“义理”作为史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因为他的崇高地位，他的史学主张对其他史家的影响是很大的。除此之外的其他史家虽思想各异，但在倡导“以史明理”的主张上却有共通之处，如浙东学派的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人治史都贯穿了义理精神，只是他们反对脱离具体的历史事功而空谈义理，主张“言性命必究于史”［6］523，“订之理义，亦必以史而后不为空言”［7］205。总之，“以史明理”的观念突出反映了宋代史家对史学自身性质与功能的重新认识。此外,宋代理学还重视《春秋》经，形成了《春秋》学，学者们喜欢阐发《春秋》大义，《春秋》“以道名分”，影响到史学，则不仅要记述事实，更要阐发义理。理学思潮的涌动直接作用于史学，使宋代史学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恰如吴怀祺先生所言，“理学要把史学作为‘格物致知’求理的一条路径，通过历史盛衰事实求支配天下万物的‘一理’。他们反对离开求理的基点去谈史、谈事，更反对把史学变成‘记诵之学’，言史而不求理”［8］9。

　　其二，贯通意识的增强。理学的思维特征之一就是贯通天地古今思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求理”。这种思维方式影响到史学，就表现为史家和史著通识意识的增强。理学家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都是天理流行的结果，天理支配自然和社会的盛衰运动，人类社会只不过是自然和社会运行总过程中的一部分，考察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必须贯通天人来思考问题。两宋时期史学通识意识得到充分发展，这在胡宏的《皇王大纪》、罗泌的《路史》、苏辙的《古史》以及邵雍的《皇极经世》、司马光的《稽古录》、刘恕的《通鉴外纪》、郑樵的《通志》、张栻的《经世纪年》、黄震的《古今纪要》等著作中都有明确体现。这些著作探究上古历史，或起自三皇五帝，或始于伏羲氏，或追溯有巢氏，把中国历史的上限往前推，从宇宙的运动、朦胧的初民社会的起源论述到社会的发展，贯通天地古今思考人类社会的运行，来证明天理的先验性和永恒性。宋代史家贯通天地古今来看问题，探究上古史，撰述通史，拓展历史研究的视野，显然是理学影响的结果。理学内部虽然存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但他们都把宇宙本原归结为“理”。理学坚持“理一分殊”，认为天下万物各有其理，万物之理又统一于天理。朱熹认定从无极、太极到一草一木，都各有其理，“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5］2。理学视天理为万物的本源与主宰，重视探求宇宙生成与宇宙本原，强调考察天下的形上本体，主张治学是为了“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9］12712，自然就推动学者深入思考万物的由来，尤其是人类社会的由来、发展及古今变化。于是史家以“格物穷理”为准则，把人类历史置于天地宇宙中考察，贯通天地万物与古今沿革，将研究上古历史和通史作为“穷理”的途径，突破前人的历史视野与思想局限，稽古通今，追溯远古先民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努力探究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渊源，揭示出历史盛衰的轨迹，洞察凝聚其中的天理的意蕴，从而把握治乱兴亡之道。

　　其三，以天理评判历史。宋代理学高扬天理，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代史学评判历史，包括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和历史治乱兴衰的认识等，都普遍重视义理的标准。基于天理史观，宋代史家往往将宋代以前的历史简单地划分为三代以前与汉唐以后两个阶段，认为三代以前天理流行，三代以后人欲横流，三代以前以王道治天下，三代以后以霸道占天下，褒扬前者，贬低后者。如司马光，他虽然有“王霸无异道”的思想，但他对三代政治作了总体肯定，却认为汉唐以下的政治是逐渐衰落的，至五代已经到了“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10］卷二十四《上谨习疏》。从这种道德史观出发，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就提出了“礼为纪纲”的思想，强调“君德”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朱熹更是以三代和汉唐分论历史，认为三代君王“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11］卷二十六《孟子》，因为他们遵循王道，故而成就了太平盛世；相反，“自刘汉以下……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5］631，这种依靠“智谋功力”的霸道政治不合义理，其急功近利的统治方式更是导致汉唐不能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研究历史，必然要对历史人物、历史过程、历史是非以及得失成败进行评论，两宋时期的史家在评判这些问题时，有意识地站在伦理道德，或者说站在义理的角度进行论述，认为决定历史兴盛衰亡的是天理，必须以天理为标准来总结历史。比如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司马光从礼的角度对各方提出批评，认为“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12］6013！程颐也秉承君臣名分尖锐批评李世民，认为他虽是一代英主，但杀兄取位，“唐之纪纲，自太宗乱之。终唐之世无三纲者，自太宗始也”［3］236。范祖禹对李世民的评价更加严苛，认为“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万事，难矣。其享国长久，亦曰幸哉”［1］149。总之，宋儒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尽管也注意到事功，但更多的是推重道德。对于国家治乱，司马光认为维护纲常名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办法。朱熹、胡寅等人更是推崇道德主义，认为“苟不以成败得失论事，一以义理断之，则千古明是非，如指掌而知所去取矣”［13］卷九《晋纪·安帝》。从天理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的兴衰，显然是秉持着一种道德的历史评判标准。纲常伦理成为评判历史的核心，这正是两宋史学义理化的基本特征。

　　其四，正统观念的更新。宋代是中国古代思想繁盛的时代，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经世情怀，对“天理”“王道”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日渐深入，思想领域不断积聚变革的因素。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史学领域中正统之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带有明显的理学印痕，显示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一是人们高举《春秋》尊王大一统的旗帜，严厉批判了以五德终始作为理论基础的带有神学政治色彩和天命观的正统论，扬弃了五德承运说；二是提出了“居天下之正”与“合天下于一”的正统标准［14］275-277，为解释历代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三是北宋和南宋在正统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微妙的差异，北宋学者多重视“一统功业”，南宋学者多重视“王道仁德”；四是宋代正统论受理学思潮中天理、人心的影响，在王道和霸道之间、道德和功业之间纠缠，反映了历史发展内在法则的深刻矛盾［15］。

　　北宋学者秉承“《春秋》学”尊王大一统理论，在史学正统论上是“王道”与“霸道”并重，在“居天下之正”的“道德”和“合天下于一”的“功业”之间寻找平衡，虽强调“王道之仁德”，更重视“功业之实绩”，对于像秦朝这样的“虎狼之国”，也能看其功业而列入正统。但是，这种情况到南宋发生了变化。随着理学整体理论达于极致，作为最高境界的“天理”论除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天然的合理性外，还内具于人的内心世界，融会于人的道德修养。人们只要返身求诸己，自我完善道德本性，天理就会出现，社会秩序就会循理而正。这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史学正统观由重“一统大业”向重“王道伦理”的思想转化。如张栻的正统观中，只有“道德”的位置，几乎没有“功业”的地位。他在《经世纪年·自序》中以“尊王攘夷”为指归，指出“合天下于一”只是霸道之私，“居天下之正”才是王道之公。他把正统论当作扶持万世纲常的支点，赞扬以仁义得天下、以王道治天下的历史观。南宋山河破碎，偏安一隅，使人们更强调人心世风、道德修养，认为这是文化命脉所系。由此，正统论中“居正”的王道观渐占上风，“天理”成了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人们总是以“天理”和“王道”为指归来讨论历史发展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