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另外一个战国文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中对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述是“君子曷为为《春秋》”,一般认为这个君子就是孔子。另外,《左传》、《公羊传》中同时出现“君子曰”、“孔子曰”(或“仲尼曰”),显然作者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不认为君子就是指孔子。而传统以《韩非子·内储说》为孔子作《春秋》的证据,在柯马丁那里,恰恰是反例:《韩非子》不是说孔子作《春秋》,而是解释《春秋》.在先秦时代没有人说孔子编史,孔子是作为最敏感的读者和阐释家存在的,经过司马迁有意的塑造,孔子在汉代被以“作者”的身份而接受下来。虽然在汉代,建构孔子是《春秋》作者,帮助《春秋》在经典中地位抬升,进入到六艺的序列,但现在把《春秋》,甚至整个六艺和孔子的作品与作者关系剥离开来,并不会影响《春秋》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孔子;马丁;孟子;经典;君子;文本;证据;身份;六艺;解释
作者简介：
柯马丁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学习汉语,之后在科隆大学取得汉学博士学位,后长期任教于美国。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战国晚期时,包括孟子、韩非子、荀子在内的时人,基本上都同意《春秋》是孔子作的。10月30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方系系主任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讲座上完全否定了这种观点,他通过对战国到西汉传统典籍和出土文献的文本细读和重新诠释,建构了一条孔子由“经典解释者”到“经典作者”的脉络,而其中的一个关键是司马迁。
《春秋》是孔子作的?
存疑
柯马丁称,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最多有两种提到了“孔子作《春秋》”,一个是《孟子》,一个是《公羊传》。说最多两种,是因为很难判断文本里的某一段话确实是战国时代的,尤其是《孟子》。《孟子·滕公下》中讲《春秋》是当时的作品,引用孔子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孟子》中有两个问题没有提及,一个是“孔子作《春秋》”没有具体缘由或任何历史事件细节,不是跟某一个具体的事情联系起来,第二也没有谈孔子任何的个人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