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我在普宁县高埕乡校教书，参加普宁二区青抗会的活动。

　　汕头市沦陷的消息传到这个小村，虽然思想上不是毫无准备，但我向集合在广场上的一百多名学生宣布这个消息时，悲愤满怀。我父母当时都在汕头。当人们纷纷预测敌人会不会继续进犯内地时，我决心上前方去，我心如火燎，匆匆赶回揭阳。我本来是地下党领导的揭阳青抗会员，回揭阳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青抗会要求分配工作。刚好揭阳青抗会在组织随军工作队，配合当地驻军保安团做群众宣传、联络军民的工作。

　　还在随军工作队时，有一天，杨世瑞和刘百泉同志找我，问我能不能潜入汕头沦陷区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我是在汕头长大的，父母还在沦陷区，我说可以。他们说在桑浦山北面同我们并肩作战的汕青抗游击队，要在汕头市发展一名地下工作人员，每天在妈屿或礐石监视敌人的军舰往来，运兵运械情况，随时报告给汕青抗的联络员。任务很简单，但有危险，问我有无合适人选。我是在汕头念中学的，熟人不少，脑筋迅速转动，提了几个中学同学的姓名和情况。他们认为一位姓陈的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临行前，世瑞同志一再叮嘱我，情况在不断变化中，过去的同学不一定靠得住。在未充分了解对方的思想之前，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人选确定后，迅速返回，以免发生变故。

　　我换上了一身市民的服装，乔装成一个“走单帮”的。当时这种人不少，来往沦陷地区做小生意，不太会被人注意。部队当时驻在南隴村的池边，往前行不远，就到了敌我中间地带。从池边到敌占区大井乡，这条路我没有走过，仅凭事前对沿途情况的详细了解。过了我方前哨，我就把身上所带的符号和证明文件用油纸包好，埋在一棵小树下，顺利地通过中间地带，到达大井。从大井坐小船进入沦陷了的汕头。踏上码头，第一次面对面见到几个敌人。我混在一群人中弯腰走过，直奔日夜思念的中山公园前华坞路的老家，已是黄昏了。

　　父母突然见到日夜思念的儿子归来，高兴自不必说，但是惊多于喜。母亲又哭又笑，父亲严肃地责备我不该这么莽撞，要我住一宿天亮速回。我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一宿是不行的。我对他说，住一宿就走，被人发现，反而犯疑。我走了，你们不便，不如高高兴兴住下来，就说是从内地来买货的，过几天再走。父亲无可奈何地应允了。我知道他们内心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