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应奇

　　《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以下简称《扬弃》)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部哲学名作。作者谢遐龄教授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培养的一批哲学博士,此书所属的叶秀山先生主编的 “博士论丛”也是国内最早的同类丛书。然据我的浅见,此书实际所产生的影响——至少在复旦以外的学术界——与它的内容并不十分相称,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大学时代由《光明日报》上的《哲学研究中的笛卡尔主义倾向》一文开始得识谢氏的哲学文字,自那以后,我一方面始终关注其哲学运思,另一方面也经常和自己的师友——后来则是学生——谈及他的哲学工作。大多数的反应却是不甚理解。泛泛而言,这当然是因为其内容和趋向本身并不很容易理解。不过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作者本身也应当对此负部分“责任”。比如说,牟宗三哲学构成了谢遐龄之哲学工作的一个重要背景,而这一点至少从字面上无法从《扬弃》一书中辨认出来。彼时牟宗三哲学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简体字哲学圈,这为人们理解在牟氏哲学基础上的批评和发挥增加了难度,就此而言,谢氏的哲学运思乃是超前的,这当然不仅表现在对牟宗三哲学的理解和消化上,而且体现在对诸如所谓后现代哲学(例如德里达)的诠释和把握上。

　　1989年出版的 《砍去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大刀》)似乎比《扬弃》更少影响,然而,这本书却为理解谢氏的哲学工作提供了一把“钥匙”。可能因为行文的便利,作者在此书中数次提及牟宗三的哲学成就,特别是在其关于实践理性批判之范型(Typus)论(这是关文运的译名,牟宗三译为“符征”)的讨论中。总的来说,牟氏得到了很高的尊崇,例如被称为 “享誉世界的中国哲学家”。当然,赞誉是“为了”批评:牟氏“对范型的疏释尽管详明,但仍有缺点。他局限于讲人,局限于讲义务,没有讲法权,讲对物的占有,缺了后一个方面,Typus的意义是讲不完全的,也很难让人理解……他是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考虑问题,而中国的所有权不发达,传统思想中缺少对意会体的法权意义的探讨”。又如:“当代新儒家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尽管对自由学说作了许多重要推进,由于未区分物自体之两义,难免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