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大康所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以6册逾300万字的篇幅,全面网取与近代小说相关的史料,包括作家概况、地域分布、新作问世、旧作再版、读者反馈、官方态度,还有小说理论及报刊、杂志、书局等出版机构,为再现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提供了信实的基础。 

　　近代小说创作形态之丰富与变化之剧烈,实为唐宋以来所未见。但长期以来,学界研究重心一直围绕几部重要的作品展开,并且受机械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影响,即使知人论世,史文互证,也多注意作者思想倾向与时代之间的单向联系,鲜有对上述复杂形态与变化的动态把握。 

　　陈大康先生基于小说创作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质疑“社会-作家-作品”的既有研究模式。故针对此期创作所凸显出的精神产品与文化商品的双重品格,还有作者求利动机与作品获利特性的交互关系,他在观念上强调由“小说作品史”向“小说创作史”的转换,在方法上又提出“创作-传播-创作”的观照路径。 

　　准此,他历时14载,竭泽而渔式地搜讨文献,终得以一种介于年谱与文学史的独特体例,汇总并勾连起殊散的史料,逐年逐月甚至逐日地安顿了近代小说5359种,其中从未著录与论及的达千余种。此外还有作者译者1987人,书局418家,报刊311种,中外关系人士3374人,另未刊布小说但留下相关材料的书局、报刊无数。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能在聚焦一线作家作品之外,留心作为其历史性展开的生动环衬,那些底层边缘的人物与事件。它们通常散见于冷僻的文献中,又难为预设的逻辑所涵盖,但因保存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其纷纭的展开过程与曲折的演进轨迹,足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样貌,将人带回到小说发展的历史现场。此外,又能在聚焦作品的内容之外,留心其物质形态与载体的变化。类似如何从传统的作坊生产与雕版刊刻,转为先进技术设备支撑的成规模印刷,如何在报章上连载刊布,并假广告迅速传播。其间,厂房、机器与纸张的情况,作家的坚持与报馆的主张,包括所有这些之于读者的交互影响,均被他一一收于笔下。以致许多积久的成说,乃或前人集矢的公案,都得到颠覆性的彰明和解答。 

　　譬如,以往研究对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评价甚高,作者的编年表明,其实庚子国变后,呼吁改良小说的识者甚多,《杭州白话报》与北京小说改良会是其中较著者,梁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不过综合诸家之说而发扬之,故视其为文学突变,并夸大其个人作用,与史实不符。又如许多论者对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的意义每多肯定,但作者的编年发现,此次征文活动启事及应征稿均显示,那不过是一次宗教性活动而已,不仅其应征者多为教徒,来稿多非小说,而且也未及时发表,故虽可用以见证教会的活动与教徒的心态,间或也可见其对文学的理解,但从根本上说并未对小说发展产生影响,也与后来的“新小说”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