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自觉的增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受到重视、得到提倡，而现场批评特别是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却被轻视，当代文学研究者多半在身份认同上向学者倾斜而“不待见”批评家。由于这种选择与学术体制（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和人才培养）的要求相契合，一些以批评闻名的作协派批评家或媒体批评家，纷纷皈依于以研究见长的学院派群体；而在严格的学术体制里培养出来的青年学人，唯恐研究不够学术化而有意规避个性化、风格化的文学批评，写起论文来不是理论先行就是膜拜史料。

　　因此，针对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这二者之间越来越不平衡，而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人虽然看上去队伍庞大，但能够面对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及时对十分活跃的文学创作作出反应、阐释其意义、评价其得失的批评者却很有限。可以说，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完全不对称。一方面是研究中学术意识的增强，一方面是“批评大逃亡”。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研究提升了学科的学术等级，但也付出了疏远研究对象的代价。

　　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提升始自20世纪末。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被公认为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转型的开山之作。这部文学史在写作范式上有历史性突破，即突出了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知识化方法，从而结束了当代文学无史的历史。所谓历史化知识化方法，表现在“对这些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文学运动、理论批评……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也就是说，一方面，会更注意对某一作品，某一体裁、样式，某一概念的形态特征的描述，包括这些特征的演化的情形；另一方面，则会关注这些类型的文学形态产生、演化的情境和条件，并提供呈现这些情境和条件的材料，以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

　　此后，回到历史现场，把研究对象当成一种知识成为当代文学学者的自觉行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程光炜和李杨联袂进行“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明确地标举历史化和知识化的新方法。他们在《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发表研究成果时，在“主持人的话”里这样表述他们的研究初衷及目的：“‘重返八十年代’意味着将八十年代重新变成一个问题，它尝试通过将八十年代历史化和知识化，探讨何种力量与何种方式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建构。”

　　上述学术转型的主张及实践，带来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大幅度扩容，文学研究不再以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流派为主要对象，而是将文学刊物、文学出版、文学评奖、文学组织机构、文学政策、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学史写作的个案分析纳入研究领域。既然研究注重的是历史还原，自然需要与当下的文学和文学所反映的现实拉开一段距离，当研究成果不断强化历史化、知识化的研究意识，研究者对时评性的文学批评就不能不保持一种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