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大师远去

　　冬日的暖阳一如既往地射进张培刚位于华科一号楼招待所的二楼的家中，洒在装满书籍的书架上，张培刚爱看的《笑傲江湖》还整齐地摆放在一起，可他永远不能再翻阅了。

　　2011年11月23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因病医治无效，于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8岁。

　　张培刚晚年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看武侠小说，他最欣赏的是武打小说里体现的正义感。在读武打小说时，他喜欢作眉批，对小说中写到的前面死了多少人、中间死了多少人、最后剩下多少人，都要认真计算出来。老人的心中一直怀着江湖豪情，他的一生也如行走江湖的侠客一般，春风得意有时，风刀霜剑有时，但最终都化为脸上一抹淡淡的笑容。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1913年7月，张培刚出生于湖北红安县一户普通农民家中。少年时他一边在乡下读小学和私塾，一边从事各种农活。旧中国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从小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他回忆，儿童时代，他常与小伙伴在门前的池塘边吃饭，为了比谁家的伙食好，就把饭菜甩一点到水里，看谁浮在水面上的油花大。比来比去，所有的油花都小的可怜。“立志改善农民生活，为改进农业耕作而努力”成为他最早形成的经济观。

　　1929年春，只读了一年半高中的张培刚跳级考入国立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成为当年武汉大学唯一录取的文科预科生，并于第二年顺利地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武汉大学集中了周鲠生、杨瑞六、皮宗石等一大批国内知名教授，张培刚跟随众多名师学习，在大学期间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93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张培刚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工作。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他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走遍了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数个省份的乡镇和农村，广泛进行了关于农业经济、农民生活、粮食运销的研究，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关于农村经济的论文。在这些文章中提到了“交易费”问题，总结出“市场交易费的减少，可视为交易机构有了改进的标志”这一石破天惊的认识。

　　1941年张培刚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庚款留美公费生，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但学习了三个学期后，他深感到“学成个人可以发财，却无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和农民困苦的现状”，便转入经济系，师从熊彼得、张伯伦、布莱克等当时蜚声经济学界的大师。在哈佛留学期间，他一直在思考如何使积贫积弱的中国在战后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便将“农业与工业化”的课题作为博士论文的方向，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申请了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阅读了大量德文、法文、英文等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耗时9个月完成了20多万字、名为《农业与工业化》的英文论文，并获得了大卫 威尔士论文奖。该论文于1949年在美出版，后成为许多大学经济学专业唯一一本由中国人撰写的指定参考书。

　　至此，他成为武汉大学的历史上著名的“四个一”学生：毕业时成绩全院第一；3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第一个拿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大卫·威尔士论文奖的中国人，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获此奖项的东方人。

　　1946年从哈佛毕业时，老师张伯伦一度邀请张培刚留校任教，但一心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执意回国，并号召了一批留美的同学随他回到武大任教，其中包括哈佛大学中与他并称“哈佛三剑客”的另外两位韩德培和吴于廑。归国后张培刚曾两次接到哈佛的执教邀请，都被他婉言谢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是张培刚的弟子，他对张培刚的爱国精神印象深刻： “张老师经常跟我们说他为什么要回国，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总觉得中国在国际上各方面的地位，包括学术地位都比较低，他总是想回来，在自己的国家做出一番学术成就来，在世界的学术界一争高低，要证明中国的学者也是世界一流的。”

　　彼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带着诸多荣誉和光环归来的张培刚壮志满怀，恰如刚出师的习武弟子，渴望大展拳脚，威震江湖。

　　侠之隐者 随遇而安

　　张培刚不曾预料到，等待他的是一段长达30年的蹉跎岁月，令他的学术生涯历经坎坷。

　　1953年张培刚被调任为华中工学院建校规划办公室主任兼基建办公室主任，从事的是与自己研究专业毫不沾边的校园建设工作，几乎一天到晚都在工地上，累出了肺病和肝硬化。

　　1956年，两位智利的大学教授来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说要找Pei -kang Chang，外事工作人员听成了“背钢枪”，于是四处打听一个背着钢枪的人，几经辗转才弄清他们要找的是正在华中工学院工地上干活的张培刚。看到在漫天尘土中挥汗如雨的张培刚，两位期待着交流学术问题外国学者只得败兴而归。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培刚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挨斗、蹲牛棚、写检查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曾经与张培刚一同蹲过牛棚的原华中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李诚能讲述了他们牛棚岁月的一个片段：“那时候经常叫我们写政治文章，批林批孔，我们哪里会写，就只好批判西方古典经济学，评评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这些人的理论，说人家是‘结构正确，立场不对’。”日后张培刚很少提及这段蹉跎岁月，连与学生把酒言欢时都讳莫如深，仅在一些文稿中表露过心迹：“我自己也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50年代、60年代来说，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介过西方经济理论。”

　　李能诚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张培刚确实有过不满和沮丧，“他是一个崇尚真理的人”，不过就如张培刚自己所反思的一样，后来他不得不做出了一些妥协。张培刚的夫人谭慧说： “面对那些死去的人，张培刚能活下来已经够幸运了。那是个悲剧的年代。每个人的遭遇都和张培刚差不多。怎么可能没有苦恼？可是有什么办法？”

　　张培刚在央视的《大家》节目中曾讲到过他看待人生的方式：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全看透，要有所作为。个中含义令人玩味。

　　对正值壮年的张培刚而言，大好的光阴就在推土、放牛、种地，盖房子中飞逝，荒芜的30年，本该一言九鼎的张培刚保持了沉默，保存了最可宝贵的生命静待来日。

　　而在中国之外，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在1951年被译为西班牙版，流行于南美各国，并于1969年在美国再版，产生了很大影响。书中的理论成为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的“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内容，该书也被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外国同行们的学术研究如日中天，曾与他同样获得威尔士奖的萨缪尔森因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获得197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刘易斯和舒尔茨因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他们的观点张培刚早就提出来了。

　　很多网友为张培刚的报国无门深感惋惜，认为他本不该回国，白白耽误了自己。在财经作家苏小和的眼中，张培刚的成绩都是在美国时候的事情，“以后他就没研究，活着而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微博上对此类言论做了如下回复：张五常照样除了佃农理论几乎没有更优秀的作品了,他是在香港。其实,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被错误的定岗,但同样有很多人在新岗位上做出很优秀的成绩。所以我认为那是张老的学术顶峰,他很难再超越自己，不能全怪那个年代。

　　侠之幸者 一夜成名

　　1978年，峰回路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张培刚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与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词典》的编纂，在靠边站了30年后，张培刚感慨“终于有个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

　　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几次提到张培刚时说，你们都以为刘易斯和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80年代中期，对外开放成为热门话题，经济学也成了“显学”，张培刚早在40年代提出的各种理论突然被学界发现和重视，张培刚的大名迅速传开，一夜成名。他提出的农业国家工业化不仅要包括工业机械化和现代化，还要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工业化等命题为落后的农业国家的工业化理论奠定了基础，对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样柳暗花明的命运和《倚天屠龙记》中忍受寒毒煎熬七年后福缘际会，决胜光明顶的张无忌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培刚也就此被奉为经济学的 “一代宗师”。

　　为了弥补虚耗的岁月，张培刚以拼命三郎的姿态再度投入工作，他的学生王时杰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回忆老师的工作情景，说道：“当时团队做研究白天接黑夜，已六旬的张培刚常常开夜车，忙累了就要我给大家放录像，还强调‘找点武打片，别的不看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回忆，1984年去医院探望病中的张培刚，看见一张单人病床上，堆了两排摞得高高的书，只剩下不足一半的面积，很难容一个人安稳躺下。那时老人已经70岁了，正在修订他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他太太谭慧告诉周其仁，床上的书千万不能搬走，要是把书拿开，老人会睡不着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彼时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日渐式微，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尚未发展起来的现状，张培刚提出了“新发展经济学”， 实现了研究立场、对象、主题、方法的重大变革，为发展经济学的新生指明了方向。他还根据早年在农村的经历提出了“牛肚子理论”，为主张中国应重视发展中部以带动整体经济起飞，这正是“中部崛起”的理论基础之一。

　　1998年，华中科技大学申请的博士点终于批准下来，这一年，张培刚已经85岁了，是中国年纪最大的博导。

　　侠之义者 至情至性

　　与张培刚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的正直、豪爽、友善、乐观的人格所深深吸引。张培刚的弟子们硕士毕业聚餐中向老人敬酒，老先生正手握一个鸡腿大嚼，就对弟子们说：“等我吃完再和你们喝酒！”耄耋老人的豪气令弟子们记忆犹新。

　　张培刚80多岁时写过《怀念母校讲授基础课的诸位老师》一文，一万多字文章中一一回顾了当年读书时教授基础课的诸位老师，言语朴实无华，情感细腻深切，每每读来都令人动容。

　　张培刚与“狂人”张五常称兄道弟，张培刚90大寿的庆典上，香港的花千树出版社为其献上重新出版的英文版《农业与工业化》作为寿礼，新版正是张五常作写的序，题目颇具五常特色——“为大哥序”。序言里写道：“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张培刚先生在庆典会上对此欣然接受，不但回应“五常老弟”，而且问全场，“既然两张五百年前是一家，为什么五百年后就不是一家呢？”江湖之气震慑全场。

　　少年弟子江湖老，岁月匆匆不饶人。张培刚以98岁的高龄驾鹤西去，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侄子叶虎代表家属致答谢词，说之前一直对叔叔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但就在从国外赶回国内的飞机上听到了首《英雄赞歌》后，他泪流满面，顿时明白了，他原来一直把叔叔当英雄。

　　人生如江湖，难免刀光剑影，大起大落，动时乘风破浪，静时随遇而安，张培刚笑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