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学群的《坏孩子》系列小说，最关键的一点是，学群所表述的是一个人的性格成长史，还是展示一个人的社会生活史？如果从个人性格成长史来说，那就表明人性可以在“坏”的环境下生长；如果从社会环境塑造而言，则表明只有坏环境才能生长坏人格。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很难完成一个必然的逻辑关系。这表明只要阐明坏孩子的全部精神含义，就必然会导致和充满一系列的悖论。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坏小子，但也曾是好孩子，得过无数优秀的奖励，仅次于那个好学生陈小琴。但“我”是不愿意一直拿着奖状活到“50岁的人”。这表明了人生状态不能总处在一个水平线上一成不变，似乎只有不断的变化，才能显示出人生的价值，所以，或好或坏都是不甘于平庸的表现。于是学群在小说文本中处理了两个特别的意象：锁与门的意象，镜与像的意象。锁意象是一个开与关的形象，它关涉于门，那么留守与出走便是它意义的外延。“锁”对于我来说是人生意义的开始，典型意义是“出逃”，包括以后的“逃学”。这从原型分析来说仍然是天性使然，是他个性中所保持的那种不喜欢拘束，并对某些社会规范的不满所造成的。锁像是作者强化的意象，不断反复地书写、映照，这时可以纵深地看，反复地看，锁的意义寓示着开放。坏小子的打开，是一个有层次的过程。“自我”在镜像初期还没有定型，影像可以不断变化与不断叠合。镜象则提供了未来世界的可能性。证明“镜子是个好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他自己，也可以把心里的一些东西交给它”。作为少年的我，镜子的启示显然无比重要，“镜子好像比它自己大很多，没有一条边线能够管住它”。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警示，镜子比自我大，镜子是无穷的，没有边线的管束。镜子可以照见爷爷、奶奶，那就是历史。镜子知晓过去与未来的事物，就像神一样的存在。镜子对映出的事物，对照镜的人来说就是镜像。“我”是一个理智的少年，我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开始认命自己就是镜子中的一切，想是什么就是什么，想成为谁就成为谁，譬如，我在灰堆中，我是一头猪。由此看来，坏小子的形象并非是被别人拉黑的，而是自毁自嘲所造成的。一套自毁策略，这样便构成了坏小子人生的犬儒主义态度。而坏小子的生涯从逃学开始。逃学是有双重含义的：一是制度规则，二是知识的牢笼。少年要摆脱这些，立足于性格里的自由意志，但反抗知识又是一个悖论。他以落雪为喻，爷爷与老师指给他传统的知识之路，过去之路是雪花落下的痕迹，一旦置于太阳底下呢？这些痕迹都被抹除了。存在与毁灭，开与关，镜与影并非统一的关联存在。成长着的人性与世界事物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悖论。一切改变从根基处发生，但根基里却隐含着那种不合理的存在。

　　在“坏孩子”系列小说的第二部，坏小子进过劳动教养所还气死余局长，并且自我指认偷杀了一头牛，这样就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坏小子。有目的行为而且偷杀生命，这种自我指认，确立了自己的越界行动，正好与锁和门的意象暗合。湖洲上芦苇里的自由生活,正好表明了自然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动。如果不是刘义兵这样一个人物出现,“我”的命运之路指向何方？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在这里展示为一种分裂。一方面是侵犯性刺激,负面的享受；一方面是焕发为多巴胺的快乐体验,一种正面享受。酒与烟作为刺激物,性与美食为快乐体验,一种真正的快乐享受的唯物主义。如果从享受快乐的身体和感官艺术而言，坏小子与刘义兵和王卒等人本质上都有特别的共同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坏小子在形而下中生存，找不出任何积极的因素。但肉体上的断裂、损伤、疯狂、快乐和悲伤，都会构成一种力量。思想便是从这种力量中产生出来的，坏小子不是作家形象的展示而是精神意志的表述。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小群体与个人的精神意志的表述,这才是意义的核心所在。坏小子及其类属表达了一个特殊的意愿,并经过了“选择、整理、协调、掩饰、夸张”，“处理和加工所构成的真正的思想活动，都是人类专注与持久所产生的结果”。而这种精神和思想并不是明晰的，因此我们不能全部指认坏小子是对自由渴望或对非正义的反叛，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邪恶行为维护所谓的公平正义。坏小子的精神思想是含混的，矛盾的，甚至是悖论性的，其意义是结构性地遍布于学群的文本之中，成为一种支配意识。因此我们不能说牛立人（小说文本中的我）是有意义的，而红毛与光头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