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时代转型，催生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的思想魅惑和历史合法，关于政治、国家、社会的现代“乌托邦”叙述，将“文学的想象能量”投射于它所能触及的所有领域。“民间”常常作为中国文学乌托邦叙事的日常化的微观佐证，或者呈现出与之吻合的政治想象和革命狂欢，或者呈现出与之相参照的启蒙解构和寓言叙事的“恶托邦”面目。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中的民间个体，其精神多维在被借用表达集体怨恨或悲苦情绪的同时，民间寓言与个体言说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厘清的话语间性，作为民间个体的真实面目依然模糊。“70后”作家杨遥以节制和内敛的叙事节奏，荡涤了历史风云和时代诡谲之于人的撞击与回响，却专注于聆听蜷缩于民间阴暗角落的幽微之音；他消解了民间底层的恣意呐喊和肤浅苦痛，而重新注解着“底层暗角之众”的生命困境和精神沉疴；他开掘着文明转型期被社会历史和民间主流所遗弃的边缘个体，执著于探秘他们无法挣脱但又普遍承受的“幽冥心理”和“飘零情绪”；他以现代主义的哲学视阈，在对民间“异托邦”世界的微观中，实现了将底层叙事与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相贯融的艺术范式构建。

　　底层的压抑与幽微

　　民间是一个有着清晰的生活纹理和可触摸的生活涌动空间，一个有着自身内部的权力规约与等级秩序的文化空间。杨遥在此寻找着底层背光角落中呻吟的孤独者和飘零者，他在逼仄存在中的文学谜语和隐喻冷观中，试图揭开“异托邦”世界当中一群异类群体的心灵、思想、精神和命运轨迹。在异类与常态、飘零与主流、幽暗与光明的对比当中，杨遥消解了底层叙事所享有的文学介入社会层面的批判性指向，以“一花一世界”的文学棱镜，抽空和剥离了人物身上的“小”所附着的外在质素，让纯粹的个体之人，与负载着社会、资本、政治、道德、理性的民间世界，进行厮杀、角逐、决斗，在灭亡、胜利、妥协的结局中，呈现人性肌理、理性混乱、精神流浪、宿命荒诞等人的现代性困境的遭遇与体验，这是杨遥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思想追溯与本土转化。

　　杨遥的小说首先对民间乌托邦进行祛魅，在边缘者与民间集体之间的对峙、逃避、改造、反击乃至回归企望中的“反乌托邦”的心灵图景谱绘中，呈现出人身处其中所面对的“压抑”的无处可逃和残酷阴冷。《闪亮的铁轨》在漂泊少年与弧村的对峙中，弧村褪去了温情，滋长着怯懦、焦虑、不安、羸弱和复仇，而少年则由偏执与乖戾，走向了软弱、恐惧、妥协和归顺，这是一个村庄群体唤醒飘零者人性感知的“民间胜利”的故事。而《二弟的碉堡》当中鸟镇人爆发的集体敌意、阴暗、狂躁，享受着复仇狂欢之时，二弟却以民间个体的生命野性对抗乡村集体伦理，赢得了个体存在尊严的胜利。

　　人到中年生活的庸常和压抑，是时间洗礼生命的过程，也是记忆、理想和朝气逝去的过程，灰色人生和压抑焦虑的日常生活化，是解构年代实现了逃离政治、历史和传统牵制下的个体自由之后，人类所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雁门关这个承载着英雄豪情、历史想象、青春火热的精神之乡，成为难以企及的生活彼岸（《雁门关》）；庸常生活压抑下的一次精神释放，却败给了现实的人际误解（《表哥和一次青岛旅行》）。杨遥洞悉了幸福的可疑，痛惜底层群体的人生诉求与现实处境的不可调和，而这正是底层每天上演的人生悲剧。

　　杨遥从当前底层文学的叙事窠臼中，寻找着新的叙事段位，他注重对悲苦现状的“结果或状态段位”的精神描摹，因而更具人类对自我存在体反思的镜像效果。《偷鱼者》展览着人性阴暗之恶在体制放纵下的恣意妄为和无可遏制；《唐强的仇人》充斥着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和兽性泛滥，虚妄的复仇只是弱者群体的精神抚慰。

　　其次，杨遥以冷峻但不失激情的内在情感，审视着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弱者，如何在精神自由的境界中，在人的本质性内在力量的激发之下，通过种种虚幻或短暂的自我救赎的方式，完成压抑解放的行动实践和心灵蜕变。白蒹对人间“现世”和俗世“恶魔”蔓延无边的深度失望，让他在“历史”的妄想逃避中享受着古代帝王般的自由，但压抑通过记忆和现实同时侵袭于他，人作为思考和道德的本质未泯，注定了压抑的如影随形（《在圆明园做渔夫》）；拾荒者在寻找性别自尊和性别完整的成人礼中，努力对男性生命缺憾进行荒诞的弥补，殉道式的自救却无法掩盖精神和人性的巨大代价（《结伴寻找幸福》）。

　　自我的救赎既然无效，在解构年代重新相信“上帝复活”，似乎是陷入上帝死了的后现代社会当中的一条复归式途径，在上帝祛魅的过程中，自由成为最高目标，但是自由疆域的飘忽，又将人推到了流浪弃儿的境地。杨遥以宗教情怀的人性叙事。《柔软的佛光》中肉和尚以自己的大慈与大爱，改变着自己与村人的疏离境遇，歧视、冷漠、疏远最终在肉和尚澄澈的人性温暖中得以消散；《流年》当中的聂小倩从对自我存在意义的反省中，选择了用佛教来解脱孤独和残败，“我”由堕落上浮到热火朝天的世俗生活的同时，也感染着妻子从佛教世界的执迷降格到俗世生活。杨遥思考着如何延续大爱的生命力，并构建出人的隔阂可以在宗教悲悯的心性相通中得以消释的叙事类型。

　　再次，杨遥的小说深刻地洞察到在压抑与解放的冲决中，生活弱者的精神主体在无望、无奈和悲剧性的境遇中，所滋生的扭曲、癫狂和分裂，这种对压抑的反抗和解放的无果，是人类的生存荒谬和生命灰暗的寓言化象征。《硬起来的刀子》以饱满的情绪细节，正视人性复仇的非理性和宿命解脱的难度，在直面底层群体生存倾轧的惨烈时，揭示出民间长期以来所隐藏的权力失语、资本卑微、人格屈辱等多重压抑，所导致的人性扭曲和恶性膨胀；《谯楼下》中的成七在生存、性、尊严的屈辱和压抑中，展开了心灵自由和精神寄托的浪漫幻想，而幻想破灭后的无望深渊，也将自我推向毁灭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