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新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其新诗集《女神》向来被文学史家视为新诗走向成熟的标志；汪国垣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近代诗研究一向为学界看重。而现代的古今之争，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旧体诗与新诗的二元格局。一个较有意思的现象是，郭沫若与汪国垣之间在抗战时期却有较多的诗词交往，而他们的唱和圈还包括常任侠、金毓黼（字静庵）等人，常任侠也曾是新诗人，金毓黼是史学家而爱写旧体诗。他们唱和的方式是旧体诗。

　　抗战时期新旧诗人之间的唱和，是个颇值得关注的现象，其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文学史和思想史议题，这包括：郭沫若与汪国垣之间唱和的历史契机是什么？这与战时环境有何内在关联？郭沫若等新诗人为何重新大量写作旧体诗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文化人在抗战时期的处境，以及新文化传统在20世纪40年代的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需先还原郭、汪等人之间交往的历史过程。

　　汪国垣，字辟疆，号方湖。在近代诗研究方面颇有建树，除了学术上的研究外，他因与晚近诗坛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其著作如《光宣诗坛点将录》和《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等，不仅点评颇为独到，也保留了许多诗坛掌故与史料。他不仅工诗学，创作也甚富，据其弟子程千帆在《汪辟疆文集》的后记中介绍，其诗作达1400余首，惜“文革”期间被抄没，仅剩残余。在程千帆整理的《汪辟疆文集》中，辑有《方湖诗钞》，该诗钞保留了他与郭沫若之间的唱和诗作。

　　汪国垣与郭沫若之间的唱和，一开始颇具偶然性，其契机是郭沫若于1940年初所参与的重庆江北汉墓的挖掘和展览工作。据郭沫若发表的《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一文所载，1940年4月7日，卫聚贤邀他去找汉砖，二人无意间发现了嘉陵江北的汉墓群，这引起了重庆知识界尤其是中央大学诸多教授如金毓黼、胡小石、杨仲子、常任侠等人的关注。后来，卫聚贤、郭沫若等人将发掘成果办了一个展览会，在重庆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据报道，当时有一两千人前往参观，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汪国垣也曾前往。

　　作为公众事件的汉墓发掘与展览很快就过去了，但为公众所不知的是，知识分子间以此为媒介和话题的诗词唱和才刚刚开始。原来，展览会展出的不仅有出图的文物，还有郭沫若制作的汉砖拓片，以及他在拓片上题写的诗句。据当时报载：“郭沫若先生特别手拓四幅，悬诸展览室中，雅好者，徘徊于拓本之前，留连忘返，盖拓本上且有郭氏之题诗耳，诗意入古，笔力秀劲，并为此二千年前之土砖增色不少。”汉砖因上面题字、花纹的不同，分“富贵”“昌利”等四种，郭沫若的题诗也不同，如题“富贵”砖拓片的为：

　　富贵如可求，尼叟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上有富贵字，古意何娟娟。文采朴以素，委婉似流泉。相见仅斯须，逖矣二千年！贞寿逾金石，清风拂徽弦。皓月来相窥，拓书人未眠。嘉陵江上路，蔼蔼竖苍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