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近年来为西方学界所重新“发现”的文化理论家，克拉考尔在流亡美国之前的“早期思想”应该得到更多关注。不同于晚期克拉考尔对电影媒介的“本体论”思考和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批评”，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通过对“散心”这一日常概念的再建构，试图发掘都市大众在电影院中所获得的感官体验背后蕴藏的政治潜能。而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更是进一步延伸克拉考尔关于“散心”的思考。在如今“理论之后”的困境之中，重访克拉考尔与本雅明的审美—政治理论也许能为我们突破既有的文化理论和批判理论的思维限定，重新辩证地思考大众文化提供新的可能。

　　作者简介：车致新，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的名字还不为欧美主流学界所知。由于学科化等原因，克拉考尔在西方学界的接受状况一直较为尴尬：一方面，在“电影学”内部克拉考尔确实以“电影理论家”的身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他在流亡美国后的电影研究巨著《电影的理论》(The Theory of Film)在1959年出版后即大获成功，被视为可与安德烈·巴赞的《电影是什么》相媲美的“经典电影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与此同时，克拉考尔在“电影学”之外更为丰富和复杂的面向，尤其是其早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开创性工作则遭到了遮蔽和遗忘。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上述接受状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托马斯·艾尔塞瑟尔(Thomas Elsaesser)、米丽娅姆·汉森(Miriam Hansen)等德语学者的推动下，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不为人知的“早期”思想开始崭露头角并获得了欧美学界的重视。1989年克拉考尔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更是将这股研究热潮推向了顶峰。“位于马尔巴赫的德语文献档案馆在1971年克拉考尔的妻子死后继受了克拉考尔的文稿，并于1989年组织大型展览回顾克拉考尔的生平与思想轨迹，向公众展示了大量资料，包括手稿原件、书信和笔记”①。以美国而言，不仅有大量的研究文章或专著涌现，《新德国批评》杂志在1991年还出版了克拉考尔专刊，克拉考尔两本重要的早期著作《大众装饰》(Das Ornament der Masse)和《雇员们》(Die Angestellten)也相继有了英文译本。克拉考尔的影响力此时早已溢出了电影学的学科界限，延伸至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等众多领域。作为一名被重新“发现”的魏玛知识分子，克拉考尔在其身后终于得以与本雅明、阿多诺等“批判理论”的思想巨匠平起平坐。

　　至于在国内研究界，克拉考尔的影响力至今仍极为有限。虽然其在流亡美国之后的两本电影著作已经有了中译本，克拉考尔仍然只能以所谓的“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家”的身份标签存在于西方电影理论史的教科书中。因而，我们在此重访克拉考尔，尤其是其在魏玛时期的“早期”思想，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克拉考尔早期思想所特有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仅这一时期他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的文章就有近两千篇②。这些文章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体裁各异(包括小说、文化评论、书评、影评、哲学随笔、社会学报告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取向和研究方法一直摇摆不定，并未形成某种固定和封闭的体系，因而任何对其早期思想进行总体化的企图都将是困难的和危险的。本文之所以选择“散心”这一概念作为主要论述对象，并非是要在克拉考尔的早期思想中寻找所谓的“关键词”，而是试图通过“散心”这一问题来管窥贯穿克拉考尔早期(乃至晚期)思想的一些重要主题(比如对待大众和大众文化的态度，对艺术媒介的思考，对现代性的批判等)，并由此引申出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对此概念的接受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