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列维纳斯的“为他者的伦理学”隐含着一种美学，以及审视当今“媒介/俗众统治”的批判视角。“他者”优先于“自我”，“他者”至尊的异质性不可通过形象而对象化，更不可还原为被认知和被占有的对象。然而，艺术的“形象”却是真实的阴影、寓言和偶像，幽闭真理，中断时间，逃避世界，阻死通往他者、亲近他者的道路。以“反形象”的伦理诗学反观当代媒介文化，数码影像及其超真实的赛博空间，乃是一种空前难以忍受的禁锢。依据赛博空间理性，一种封闭宇宙之内由媒介技术所复活的“神话暴力”不仅指向他者，而且更加犀利地指向自身。虚拟世界既要求牺牲他者，又要求牺牲自我。而神话暴力要求牺牲，却无力救赎。

　　作者简介：胡继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

　　“没有别的史诗，只有存在的史诗”①。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如是说。然而，作为史诗之主角，“存在”不是自我的存在，而是“他者的存在”。他的美学思想和其所隐含的对当代媒介文化的批判视角就隐含在这么一种先知式的言说之中。

　　列维纳斯将现象学引入法国，以犹太古典传统为视角反思古希腊哲学及其历史传承，提出“伦理学为第一哲学”。“伦理学”的要义在于引入“他者”，颠覆“自我”的威权，以及指向“异域”，从而瓦解“同一”的霸道。伦理学，就不是自律的伦理学，而是“为他者的伦理学”。因为，他者自在，全然相异，不但不可认知，更是不可转化为认知的对象。肯定“他者”，拯救“他者”，冒险地将思想的触须探进“异域”，列维纳斯便建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

　　列维纳斯的思想扎根于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悲剧，其“为他者的伦理学”扭转了西方哲学致思的方向，改变了欧洲精神甚至是全球人文主义的精神景观。然而，将伦理学设定为第一哲学，列维纳斯的思想总是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他重伦理而轻美学，以至于他关于艺术、关于美学、关于语言的一些原创性思考在相当程度上被淡化，甚至被遮蔽了。然而，他在进行艰苦的哲学探索时，西方世界沉醉在后现代“景观社会”和“幻象社会”的狂欢之中。“景观”就是幻象的堆积，碎片一般的生活世界就是俗众走秀的舞台②。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长驱直入的虚无主义不仅成为霸气纵横的神话，而且十分诱人地以唯美生活让相对主义再度令人着迷。消费经典，消费流言，消费肉体，消费影像，媒介文化空间涌动着色情和虚荣的世俗潮流，凭借资本和技术—科学的“物力”泛滥于整个世界，将世纪的苦难和罪恶美妙地伪装起来，并渐渐生成为一种可以同左右极权主义相媲美的新型暴政。

　　在思想领域，有一种将虚无主义推至巅峰的思潮告诫人们，服从于“物的体系”主宰“人的命运”的铁律。在这一走势强劲的思想潮流的劫持下，知识人从立法者的位置上自愿地降格为解释者，从解释者进一步滑向伏伏贴贴的奴隶——不是服从“神圣正义”，而是服从“物的体系”，犬儒主义经过审美化而重出江湖，成为一种主导俗民的政治姿态。多米尼克·拉柯尔(Dominique Lacort)机敏而辛辣地用“庸众/媒体统治”来描述1968年之后的文化世界③。首先是“庸众统治”，即民众之志借着全球化民主的浩荡春风扫荡了伟大哲人时代的流风余韵，主动平庸是一个时代向终极价值展开挑战的基本姿态。其次是“媒体统治”，即现代传媒技术的长足进步在政治极权之外又添加了媒体极权。媒体可以从暴力行为之中建构出一场正义的战争，或者顺应普遍的精神脆弱建构出一种对流行病的全民恐怖，可以热闹疯狂地建构出一代人的文化偶像，可以通过满腔无能的怨恨建构出一个民族的共同敌人。在这个“庸众/媒体统治”的文化语境之中，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等现代技术的强力推动，使知识人像本雅明笔下那个孤独的游手好闲者，一个个消逝在大都市百货商场的迷离梦幻图景之中。20世纪下半叶至今，整个西方世界浸润在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凄风苦雨之中。一种承接“语言论转向”的“新智者”时代降临了，新犬儒向人文主义终极价值发起了又一轮挑战④。

　　毫无疑问，列维纳斯的“为他者的伦理学”和“异域之思”暗含了批判媒介文化的犀利机锋。将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解读为一种“伦理”诗学，发掘其关于“形象”、“语言”以及“他者隐秘”的思考，对于观照、反思和批判当代媒介文化及其犬儒姿态，可以开辟另一种理论视角，提供另一种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