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林有曾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从普通青年农民到生产队会计，从村办工厂的保管员到公社广播站记者，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写作都是他始终在坚持的一件事。正是因为这种不懈的坚持，2008年，他被聘为天津作协文学院签约作家，他的散文集《家乡那条河》获得了第五届冰心散文奖和孙犁散文比赛一等奖。

　　二十几年来，高林有创作发表了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五十多万字。当问到刚刚退休不久的他今后有何打算时，他说，退休之后家务事肯定多了，但有三件乐事不可丢掉：一是坚持阅读，他每年订阅报纸杂志十几种，坚持阅读并撰写读书笔记；二是潜心写作，除随时创作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说之外，他正在构思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三是继续做一些群众文化工作。他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把自己多年积累的书刊充分利用起来，开办一个社区小图书馆，让更多人分享阅读的快乐。

　　小村里爱写作的年轻人

　　我的家乡紧靠海河，绿树掩映，小河流水。奶奶是村里有名的“神聊”，大家都叫她“8点大奶奶”，意思是说，她喜欢讲故事，只要她眼见到的或者是听别人说的，经她添油加醋稍加润色，就能编成一段段精彩的故事，能从晚上8点一直讲到第二天早上8点。我家常有街坊邻居来串门，就为听奶奶说话。

　　我就是听奶奶讲故事长大的。我曾把奶奶给我讲的故事写成一篇作文，没想到受到老师的称赞，推荐到区里参加中小学作文比赛，果然获了奖，被选入“南郊区中小学优秀作文选”。这件事，让我从那时起爱上了写作。

　　1964年，我考入天津市第十三中学，当时我住不起学校，每天步行往返近20里路，从郊区到位于复兴门的学校读书，风雨无阻。那时我最爱上每隔一星期的两节作文课，因为几乎我的每篇作文都会被老师当成范文在全班朗读，也会被张贴到学校大门口的橱窗里，供同学们阅读。语文老师刘玉环是北师大的毕业生，她经常对我说，好好努力，将来上大学，当个作家。

　　但是那个年代没有大学可读，上山下乡运动开始，1969年1月，我回到家乡——南郊区双港公社黄庄子生产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别看我年纪不大，但是个子高，每年一两次的河工几乎次次不落。有一年，区里组织在北大港盐碱滩改土治碱，我随改土治碱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一望无际的盐碱滩，在北围堤上“安营扎寨”。我们的任务是开挖一座扬水站的基础土方，那段日子，天一亮就出工，天不黑不收工，一铣一铣地挖，一泥兜子一泥兜子地往上抬泥，一直把两个篮球场大小的平地挖出一个二十多米深的大坑。我的手磨出了血泡，第一层泡还没好，又磨出第二层，这叫“重泡”，疼痛难忍。但我仍没有忘了写作，白天干活儿，晚上趴在窝棚里写日记，待河工结束，我把几篇日记改成一篇报道，试着投给《天津日报》，没过几天真的刊发了！

　　那时我下地干活儿，怀里总会带上个小本本，遇到感人的新鲜事儿就随手记下来，回家后写成文章，大部分都是反映生产队生活的新闻特写和人物通讯。我写了一篇《勤俭车的来历》，说的是一位会木工手艺的生产队长把一辆散了架的马车修复如初的故事。这篇文章在《天津日报》发表以后，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节目又全文播送。有一天，我正光着脚在水田里干活儿，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中年人喊着我的名字来到田边。他告诉我，他是区广播站的记者，是专门来找我约稿的。我高兴地答应了，留下了他的通讯地址。

　　当时生产队订阅《天津日报》极少，但大队广播站的大喇叭却是经常开着，因此我的稿件只要在《天津日报》刊登，社员们几乎都能在广播里听到。有的稿件我也会同时投到区广播站，久而久之，住在附近的人们都知道海河边的这个小村里，有一个爱写作的青年社员。

　　在生产队劳动的那5年，我出过河工，当过生产队会计，在队办企业当过保管员，担任过大队团支部干部，无论干什么工作，我始终坚持读书写作。我们老家有句俗语：卖水的看见大河——满眼都是钱。对于写作，我就是这种感觉。要写的东西太多了，投给报社的稿子不可能篇篇都发表，剩下的稿子怎么办？我又想了个办法——自己发表。我和几个知青利用工余时间办了一块儿墙报，取名《火线》，刊登生产队的大事小情、好人好事和我们创作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