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文艺要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这对我们当前文艺创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近几年来，在涉及当代文学的一些评论文章里，类似“去历史化”、“非历史化”这样的提法，已经成为描述中国文学近一二十年来发展变化的动向、阐释一些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主题与思想内容、评价一些作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时，经常被使用的语汇。

　　肯定文学“去历史化”倾向的批评家大多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曾经经历了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其具体表现是过分强调外在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重大的社会变革与历史事件对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世界的影响；在叙事的过程中，作家往往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具有总体性的观念，为它设定一个既定的本质、目的、规律，并试图把那些具有偶然性的日常生活事件，以及复杂的人性，都纳入到以社会进步、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现代化建设为依托的“大叙事”之中。在有些评论家看来，那些被“历史化”写作模式所支配的文学作品中，本应该是生动、具体的人物形象，往往成为启蒙、革命等历史大叙事操纵的牵线木偶，其作为人的主体性、个人经验的独特性以及个体生命的丰富性，都难以得到体现。因此，这样的作品，难免要给人以概念化、简单化的印象。而导致文学叙事“历史化”的理论基础，则被认为是几代作家所信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进化论历史观，以及建立在“典型论”之上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评论家们指出，这种“历史化”的叙事模式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部“红色经典”中得以成熟的，之后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有着极强的规训作用，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兴起的过程中，仍然发挥了其巨大的影响力。

　　而中国文学“去历史化”的努力，被认为正是为走出“历史化”叙事模式的巨大阴影而产生的。按照有些学者的叙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中，开始隐约出现了走出文学“历史化”写作模式的趋向。这种趋向在后来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中进一步得到明确，最终发展成为近20年来中国文学带有方向性的选择。从写作策略上讲，作为对“历史化”写作的规避、超越，“去历史化”或者表现为作家在写作中以重写历史的方式对官方固有的历史叙述进行解构，或者表现为作家以主观化的视角对外在的历史进行重构；在有些作家那里，“去历史化”可能意味着以个人化、性别化、家族化、地域化的“小历史”视角消解民族、国家、启蒙、革命等“大历史”，对有些作家而言，“去历史化”甚至可能是用突显叙事话语自身逻辑的方式，让历史在文学叙事中完全处在缺席的状态。

　　二

　　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去历史化”的写作趋向，不用评论家的提倡，就已经颇具规模与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评论界似乎更应当从批判的角度，冷静地分析一下“去历史化”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认真思考一下各种各样的“去历史化”写作倾向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并对它们保持一定的警惕。

　　我们发现，在这方面，一些优秀的作家比批评家反倒具有更加敏锐的判断力，更能够保持清醒。因而，当批评家们顺着类似于“去历史化”这样的思路对一些作家的作品进行评价时，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作家本人的认同。比如，一方面，批评家们热衷于谈论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的世俗化转向，认为王安忆让自己的作品进入上海的弄堂深处，表现小市民的琐碎生活这一写作姿态，是对此前带有明显启蒙立场的写作姿态的超越。但是，作家本人却声称：“将人物置于一个条件狭隘的特殊环境里，逼使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别的行为，以一点而来看全部”并非“创作的大道”，并怀疑它“会突出与夸大了偶然性的事物，而取消了必然性”，“容易使人纠缠于细枝末节、潜心构思的精致与巧妙”，“忽略了大的悲恸与大的欢乐的情节”。

　　实际上，对于优秀的作家而言，强烈的历史意识，以及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一部文学作品的深刻与厚重，大多与此相关。因此，与评论家们一厢情愿地热衷于指认一些优秀作家作品的“去历史化”倾向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许多优秀作家更愿意强调他们的作品与现实人生、现实社会的关联，更愿意谈论他们的作品触及历史的深度与广度。在他们那里，“去历史化”或者“非历史话”这样的说法，很难作为一种正面的文学价值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