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也斯﹙梁秉钧﹚利用后现代主义多棱镜，透视香港这个现代都市，提供了一种审视城市空间、理解城市生活与表现都市人生经验的方法。他在香港“城市诗学”的建构上具有开拓之功，归结起来就是“寻找一种观看的方法”。

　　顾名思义，“城市诗学”就是探讨城市文学现象、创作原则与方法的美学理论。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基于港式都市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独特成就而特别标举的。

　　长期以来，香港被视为“文化沙漠”，但事实上，香港在都市文学、大众文学方面尤为引人注目。香港文学有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无论是现代主义的实验，还是言情的流行小说，都展示出香港都市文学不可低估的价值。数十年来，张爱玲、刘以鬯、昆南、西西、也斯、亦舒、李碧华、黄碧云、张小娴等作家，都写出了体现香港都市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也斯、黄继持、郑树森、小思、陈国球、罗贵祥、洛枫等学者，也都为香港的“城市诗学”作出了理论贡献。

　　早在《书与城市》(1985年)中，也斯已展露出明确的“城市诗学”思想。也斯在《两种幻象》一文中曾慨叹，香港战后在文学艺术上、政治或思想上，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稳固的基础或可见的发展”，“没有先例可援”。出于这种自觉，他展开了城市新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的探索。也斯这样阐述城市与文学：“如何看一本书，又如何了解一个城市呢……找寻一种观看的方法。城市是书本的背景，影响了书本的产生，成为书缘的空白，串连的标点形成节奏，渲染感性。书本探测城市的秘密，发掘城市的精髓，抗衡城市的偏侧，反省城市的局限。若果城市变得非人化，我们总是希望书本可以令人变得人性化。”也斯所说的“找寻一种观看的方法”无疑有方法论的意义，这也是掌握其“城市诗学”观的一把钥匙。事实上，也斯正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野，来审视香港社会并阐释他的美学思想的，他说：“现代主义兴起于城市，每一个浪潮都跟一个特殊的城市有关，作品也与城市生活密不可分，或者是狂热拥抱文明，希望诗作带着马达的节奏，或者是批评这种文明底下的空虚，以城市象征精神虚竭的荒地。到了后现代主义者，明知今日再无法归隐田园，大都接受了城市生活，面对城市带来的文明与恶果，只有吸纳新知识、调整旧观念，重建一套新的价值标准。”

　　也斯充分认识到都市环境的复杂性，他在《都市文化·香港文学·文化评论》中曾说：“都市的发展，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观念，对速度和距离的估计也改变了我们的美感经验。崭新的特质陆续进入我们的视野，物我的关系不断调整，重新影响了我们对外界的认知方法。”也斯一方面看到都市时空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了都市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呈现出的是“不同的文化脉络”：“都市是一个包容异同的空间。里面不只是一种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标准，而是有许多不同的人、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你轻易从文化的空间，走入商业的空间，从私人的空间，走入公众的空间，界线模糊，它们是互相重迭，互相渗透的。在这些空间中留连，逐渐发觉很难分辨什么是本来的、什么是外来的；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他人的；什么是传统的、什么是现代的；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