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他的大著，引出个人很多思考。其中，如何克服体系构建的冲动，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和“整合的历史观”，重新认识史实追索、史文互证之于近代小说研究的意义，进而复原更具幅宽与纵深的小说史的原始景观，显得特别迫切和重要。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大康所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以6册逾300万字的篇幅，全面网取与近代小说相关的史料，包括作家概况、地域分布、新作问世、旧作再版、读者反馈、官方态度，还有小说理论及报刊、杂志、书局等出版机构，为再现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提供了信实的基础。

　　近代小说创作形态之丰富与变化之剧烈，实为唐宋以来所未见。但长期以来，学界研究重心一直围绕几部重要的作品展开，并且受机械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影响，即使知人论世，史文互证，也多注意作者思想倾向与时代之间的单向联系，鲜有对上述复杂形态与变化的动态把握。

　　陈大康先生基于小说创作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质疑“社会-作家-作品”的既有研究模式。故针对此期创作所凸显出的精神产品与文化商品的双重品格，还有作者求利动机与作品获利特性的交互关系，他在观念上强调由“小说作品史”向“小说创作史”的转换，在方法上又提出“创作-传播-创作”的观照路径。

　　准此，他历时14载，竭泽而渔式地搜讨文献，终得以一种介于年谱与文学史的独特体例，汇总并勾连起殊散的史料，逐年逐月甚至逐日地安顿了近代小说5359种，其中从未著录与论及的达千余种。此外还有作者译者1987人，书局418家，报刊311种，中外关系人士3374人，另未刊布小说但留下相关材料的书局、报刊无数。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能在聚焦一线作家作品之外，留心作为其历史性展开的生动环衬，那些底层边缘的人物与事件。它们通常散见于冷僻的文献中，又难为预设的逻辑所涵盖，但因保存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其纷纭的展开过程与曲折的演进轨迹，足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样貌，将人带回到小说发展的历史现场。此外，又能在聚焦作品的内容之外，留心其物质形态与载体的变化。类似如何从传统的作坊生产与雕版刊刻，转为先进技术设备支撑的成规模印刷，如何在报章上连载刊布，并假广告迅速传播。其间，厂房、机器与纸张的情况，作家的坚持与报馆的主张，包括所有这些之于读者的交互影响，均被他一一收于笔下。以致许多积久的成说，乃或前人集矢的公案，都得到颠覆性的彰明和解答。

　　譬如，以往研究对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评价甚高，作者的编年表明，其实庚子国变后，呼吁改良小说的识者甚多，《杭州白话报》与北京小说改良会是其中较著者，梁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不过综合诸家之说而发扬之，故视其为文学突变，并夸大其个人作用，与史实不符。又如许多论者对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的意义每多肯定，但作者的编年发现，此次征文活动启事及应征稿均显示，那不过是一次宗教性活动而已，不仅其应征者多为教徒，来稿多非小说，而且也未及时发表，故虽可用以见证教会的活动与教徒的心态，间或也可见其对文学的理解，但从根本上说并未对小说发展产生影响，也与后来的“新小说”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