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或读到老一代的人形容他们饥饿的样子，多半是外省老兵，南征北讨的日子就是一段饥饿史。后来在台湾台南盐分地带文艺营队当学员，夜间听老师们谈起从前的苦难岁月，以光荣的口吻叙述那个贫匮年代，如同我们现在跟子女提到：“想起以前啊，日子哪有这么好，一年吃没几次白米饭，吃鸡腿得结婚喜庆才有……”我说，我也穿过面粉袋，吃过米虫爬呀爬的米。老师极为讶异，但一听我是金门人，就信了。我虽小老师一代，但金门早期发展落后，我竟在对贫困的理解上，跟老师们算是同时代的人了。参加夜谈的同学纷纷投以艳羡的眼光。

　　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因为贫匮而被羡慕。

　　贫穷的农家子弟，得设法把各种东西都吃下肚子里，还不能闹肚疼。曾应台湾《中国时报》副刊邀请写一篇“美食”文章，我说，实在写不来，主编鼓励：“不然，有趣的、新奇的也行。”我因此写了小时候怎么抓蝉，然后又把蝉丢进燥坑里烤熟，剥了蝉的背来吃。事后有人说，真有这么一道菜的，做法却是高明精致多了；还有人问，现在还吃蝉吗？我说，当然不敢再吃了。

　　记得某小说家小时候也曾深度饥饿过，所以他吃饭吃得专心、吃得急，明明身在繁华台北，菜上桌，却忘了时代似的，专心盯着，唯恐吃不到。他说：“家里兄弟姊妹多，不快，就吃不到。”“唯恐吃不到”成为深刻的梦魇，时时刻刻在通缉他。

　　认真回忆起来，我不算被饿过，但肠胃间常有不满足感。下课后，同学多往村里杂货店买零食，再跑回树下，坐在单杠或防空洞旁吃。他们吃脆脆香甜的小耳朵饼干，舔红红亮亮的鱿鱼干，吃得那么津津有味，让我不住吞咽口水，想象它们的美好味道。尽管是在一个普遍穷苦的时代，还是有贫富之别。

　　有人家贫，长大立志经商致富，有人尝受病痛，以后成为名医，一个人现在的样子，很多时候，在过去已经决定了。不过，童年羡慕别人有可口食物的我，却没成为一个美食家。

　　我对美食的定义，不外是有大颗蚵仔的蚵仔煎，包有金橘的礼饼，还有烫乎乎的地瓜稀饭。懂美食的朋友笑我，这些都属“小器”，登不上大雅之堂啊。从一个人定义的美食，或能判断一个人的出身吧，比如出身务实农家的我。

　　我那贫农父母是这么教导小孩的：“相村，吃有抡。”（闽南语）意思是东西少，大家互相礼让，少吃一些，东西虽少，还有吃剩的。所以，我没在那个贫困年代被饿着，也没像那位小说家，必须以争夺的态度看待食物。

　　没饿过，不知食物味道，但到这个时代，却没有人再舍得子女挨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