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三国志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位列古代四大名“注”之首，也是陈寿《三国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裴注产生以来就有学者对之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或阐释，主要涉及裴注的具体史事内容考证，裴注所引史料、体例、种类考辨，注史体例评价，裴松之及其思想综合研究等，可谓硕果累累，但多属于静态性描述或评价。实际上，裴注是一部承载多方面信息的重要文献，对之的释读可以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动态的考察，如从文史分野的发展及时代特点对之所具有的影响角度探讨，就别有一番“天地”。在裴松之看来，陈寿对三国历史的记载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其内涵，而这种对内涵的反映往往是通过生活细节来表现的。客观地讲，通过文学化手法再现历史，正是陈寿《三国志》所缺乏的东西，也是裴松之补注繁富的根本所在，同时还是裴松之作注的根本原因。陈寿《三国志》与裴注的记史风格的差异，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分野的曲折进程息息相关的。

　　陈寿《三国志》叙事简要，取材严谨，问世后即得到时人称赞，如“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陈寿本人也被称赞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至南朝时，宋文帝却以《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乃命裴松之为之补注。裴松之并未遵循传统的名物训诂角度注释《三国志》，而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注释方式。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曾说：“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钞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寓意有所论辩。”简言之，就是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角度来补注。这种史注方法出现后，虽先后有人响应，但从总体上不占主流，后世亦少以为继，故裴注的出现引来了诸多评议。

　　这些评议可以分为如下四类：第一是对裴注所引资料和撰著体例的评价与研究，刘知几、陈振孙、叶适、章学诚、王廷洽、张孟伦等均批评裴注“繁芜”，何乔新、李慈铭、钱大昭、吴伟鹏、伍野春、林田慎之助等则推崇裴注的体例，以为裴注“最善”。第二是对裴注的考证性研究，此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具体史事内容的考证，如字句的校勘考订，词义的训释，典故的注释，意义的阐发，地理的诠释，史事的补充等，以清代学者的研究为代表，如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卢弼《三国志集解》、钱大昭《三国志辩疑》、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周寿昌《三国志注证遗》等；二是对裴注所引书籍的数目、种类及字数统计的研究，自清代以来，此一领域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钱大昕、赵翼、钱大昭、赵绍祖、沈家本、王祖彝、杨翼骧、陈垣、高敏、周国林、高振铎、逯耀东、伍野春、张子侠等都相继参与此研究。第三是关于注史体例的源起问题研究，由于汉魏以来的注释往往重在名物训诂，而裴注显然与之不同，刘知几、章学诚认为是裴松之才力不足所致，这一说法并不恰当；陈寅恪先生提出裴注体例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逯耀东等不少学者接受了这一观点，但周一良先生、张子侠先生分别提出不同看法；胡宝国先生则独辟蹊径，从南朝经学对史学的影响着手研究，观点新颖。第四是对裴注及裴松之史学思想的研究，逯耀东《〈三国志注〉与裴松之自注》、卢建荣《裴松之历史评论的思想根源》等研究都很出色，伍野春亦提出了“实录”是裴松之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他如李晓明、李颖科等都对裴松之的史学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对裴松之本人及裴注进行全面考察与综合研究的当首推杨翼骧先生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张孟伦先生的《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则在杨翼骧先生研究基础上提出不同观点，使裴注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