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代南渡时期贬谪的诗人多、时间长，岭南风物在诗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诗人对岭南风物表现得既亲近又对抗。贬谪诗人普遍以前辈贬谪之人尤其是苏轼作为生活楷模，是由诗人浓厚的人文情怀与正常情感难以抒发导致。南渡贬谪诗人除了表现亲情、友情、思归、佞佛、信道等正常的情感，还刻意回避悲观情绪，甚至表现出豪情。这一方面与其接受苏轼等前辈的生活态度有关，一方面又与诗人作为道义上的胜利者的心理有关。贬谪生活对诗人的创作观念与诗歌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对苏轼、屈原的体认与借鉴上。

　　关 键 词：贬谪诗人/岭南风物/效法前辈/情感表达/风格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2FZW035)：王室播迁视野下的宋代南渡诗歌研究。

　　作者简介：顾友泽(1976- )，男，江苏兴化人，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陈媛媛(1983- )，女，江苏徐州人，徐州市广播电视大学讲师，文学硕士，江苏 南通 226019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获罪官员有多种惩罚方式，其中贬谪、流放较为常见。与前代相比，宋代统治者因为采取右文抑武的政治措施，再加上文官阶层力量的空前壮大，逐渐形成了不杀士人的传统。因此，贬谪也就多代替其他惩罚官员的措施而最为常见，相应地，贬谪官员的人数相对增加。宋代南渡时期社会动荡，政局复杂，政治斗争激烈，加之秦桧专权后实行高压政策，遭到贬谪的官员数量更是大增。这些贬谪官员中，很大一部分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这就应运而生了一个数量较大的创作群体——贬谪诗人群。

　　纵观整个宋代，贬谪官员的安置之地，以岭南居多，此外湖湘一带亦常见。南宋政权偏安于一隅，北方的大片土地为金国占有，贬谪官员的安置更多集中于此。岭南，是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南宋以前，该地未曾有大规模的开发，尚处于半蛮荒状态，生活环境、风土人情迥异于中原。加之炎热、多雨潮湿气候导致该地瘴气弥漫，常常致人死亡。民间有谚云：“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①，表明当时人们对该地的恐惧之情。可想而知，被贬至此的诗人心理上必然会产生很大的震撼，也因此影响到诗歌创作。

　　一、异域风情的展示

　　“土风渐觉异中华”②，岭南对于从遥远的中原或江南被贬而来的诗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里的山水、风物、人情、言语等等都与中原和江南地区差别甚大，对周围世界本来较常人更为敏感的诗人们对此不可能视而不见，更何况是带着满腹冤屈与不满的贬谪诗人。岭南的风物现诸诗人笔下也就理所当然。

　　首先为诗人注意的是岭南界限模糊的春夏秋冬四季。郑刚中《癸酉年梅花开已踰月而窗外黄菊方烂然》：“岭外四时惟一气，难分冬雾与秋阴”③，即是对岭南气候特征的概括。一方气候生一方物产，诗人表现岭南节侯的特征，常常体现为描写当地节物。李光《人日偶得酒果因与客饮成鄙句并纪海外风物之异》云：“燕归茅屋草芊绵，节物方惊海外偏。”④《海外自去冬不雨至今农圃俱病郡侯率僚友为民祈祷二月十八日祭社致斋是日雨作喜而成诗呈逢时使君》：“草色青青连粟垄”下自注云：“海外俗不种小麦，惟赖粟以接禾稻”⑤，正是其海外节物偏的具体说明。郑刚中的诗歌则更饶有意味，其《山斋霜寒》：“南方得此冬，天用享孤客。祗恐明朝晴，复作三春色。”⑥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霜雪常常给人以寒意，不为人喜爱，而在被贬岭南的郑刚中眼中却成了珍稀之物，不吝使用赞美之词，甚至以为乃上天对自己的恩赏，惟恐转瞬即逝。其次，诗人常常关注当地物产，尤其槟榔、荔枝。李纲、郑刚中、李光等人有大量专门以此为题的诗歌。再次，岭南地区的风土人情，也时时见诸诗作。如李光《丙寅元日偶出见桃李已离披……》：“溪边赤足多蛮女，门外青帘尽酒家”⑦，描述海南百姓的装扮及酒馆之标志；郑刚中《广人谓取素馨半开者囊置卧榻间终夜有香用之果然》，则表现广人的熏香方式。当然，最为贬谪至岭南的诗人关注的是瘴疠之气。瘴气，按照现代科学的说法，是热带或亚热带山林中的湿热空气，对人体的危害很大。虽然与前人相比，南渡诗人已不太直接以瘴气为表现的内容，也不经常直接抒写对瘴气的厌恶之情，但瘴气这一意象没有从诗歌中销声匿迹，李纲《桂林道中二首》：“瘴雨岚烟殊气候，玉簪罗带巧溪山”⑧，指出瘴气作为区别于中原气候的特征，似乎还带有介绍的性质。郑刚中《自颂》：“山深坐觉困烟瘴，天阔日思沾雨露”⑨，则明确表明诗人们对所处的这种环境并无好感。张九成《辛未闰四月即事》：“须臾倒江湖，一扫蛮瘴腥”⑩，更直接道出摆脱烟瘴困扰的愿望。

　　应该承认，在南渡以前已有不少贬谪岭南的诗人表现岭南风物，而且不乏名篇。南渡贬谪诗人在题材上并无首创之功，但南渡贬谪诗人数量多、贬谪时间长，相应地，该类题材诗歌的数量也就相应增加。与此前的该类创作相比，南渡贬谪诗歌有关岭南风物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更为重要的是，与此前的贬谪岭南的诗人同类作品相比，南渡贬谪岭南诗在思想情调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钱建状博士认为与元祐文人相比，南渡贬谪岭南的文人更多地体现出人与自然趋向融合而不是对抗。(11)这种看法很有见地，对该时期该类作品作一总体分析，我们发现诗人在创作这类题材的诗歌时，尽管有丰富复杂的情感，但表现方式却相对温和且客观。李光有诗，题名为“丙寅元日偶出见桃李已离披海南风土之异不无感叹独追维三伏中荔支之胜义江浙所不及也因并见于诗”，诗人并不讳言因见海外风物而产生感慨，但同时也肯定海南荔枝美如冰雪堆盘，言其可以夸耀于江浙。态度平正，几乎难以看出诗歌之外的感慨寄托。但需要说明的是，南渡贬谪诗人与自然的对抗仍然存在，这里仅以张九成为例进行说明。其《食苦笋》曰：“头髡甲斓斑，味恶韵粗俗。儿童不惯尝，哕噫惊媪仆。”(12)从表面看，张九成表现的只是贬谪之地的食物之恶，而且诗人在结尾用“丈夫志有在，何事校口腹。呼奴更倾酒，一笑风生谷”这样高亢、旷达的意思来消解此前涛中的厌恶情绪，降低诗歌的感情强度。不过，细细体会，不难发现诗人真实的生活感受是厌恶岭南的生存条件，之所以没有出现“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13)、“山林瘴雾老难堪，归去中原荼亦甘”(14)这样的表述，是诗人有意回避。换言之，诗人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与自然对抗的缓和、甚至与自然的和谐只是内心调节后的结果，并非内心真实感觉。诗人们的不满情绪尽管表现出克制，但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流露。李光《已巳重九小集拙诗记海外风景之异呈亨叔》将兴奋点集中于岭南之异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至于“朅来海南邦，腥咸厌蛮羞”，(15)则是这一观点的最好注脚。可以说，南渡贬谪诗人常常有意消解与自然环境的对抗，对自然表现出亲近之感，但他们的内心又无法真正接受岭南的自然，只好转换对抗的方式，用似乎客观的笔触淡化内心的对抗情绪，从而减弱对抗的力度以换取心理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