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作为新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新锐作家之一，其作品已被评论者从诸多角度细致解读。然而，当评论者将目光集中在现代主义旗帜下关注其“纯文学”的纯正文气时，却将徐则臣小说中蓬勃的野气忽略了。事实上，细读徐则臣小说，从“花街”到“京城”的江湖场景；侠肝义胆的江湖人物；传奇、曲折的江湖叙事情节以及传统游侠小说的江湖叙事手法，总能在不经意处顽强地浮现出来。这意味着：徐则臣小说固然选取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思想意蕴和叙事手法，但同时也接续了中国小说史上的江湖叙事传统。那么，徐则臣小说如何接续并转换了传统江湖叙事？其意义究竟何在？这些问题是本文选取江湖叙事视角对徐则臣小说进行解读的重心所在。
    一、由“花街”到“京城”：江湖叙事的历史性新变
    新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着旺盛创造力的著名小说家徐则臣，一向注重传统资源的现代性转换。对于乡土故乡的江湖叙事手法，徐则臣固然主要借鉴了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等诗性叙事方式，但不再重复前辈作家实写“故乡”的方式，更不似他们那样皆将“故乡”视为根性记忆。徐则臣更倾向于以挽歌的方式虚写故乡晦暗的江湖影像，追忆“故乡”漂浮的江湖记忆。下面这段场景描写颇能传达出乡土故乡的江湖场景与江湖叙事传统在徐则臣小说中的新变：“从运河边的石码头上来，沿一条两边长满刺槐树的水泥路向前走，拐两个弯儿就是花街。一条窄窄的巷子，青石板铺成的道路歪歪扭扭地伸进幽深的前方……”(《花街》)在这段场景描写中，不仅“石码头”和“花街”这两个故乡的江湖场景被叙写，而且故乡中的江湖既不见了鲁迅小说中浙东乡村的淳朴的江湖风俗、也不见了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的自足自得的江湖幸福、还消失了汪曾祺小说中“苏北小镇”的清新欢快的江湖人物。小说中的江湖色调倒是与鲁迅小说《故乡》中的“知识者”——“我”返乡时所见的沉郁、清冷的乡土故乡的色调有些相似。朦胧氤氲的江南小镇、一条映着月光愈发清凉的青石板路、一个人来人往的石码头、还有影影绰绰的几个小红灯笼搭烘托了乡土故乡日渐衰颓的江湖场景。透过这样的江湖场景，徐则臣小说虽然保留了乡土故乡自在安和、纯朴温润的品性，但同时也传递出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等为现代中国所建立的自然性与人性相同一的乌托邦的诗意故乡的终结。其实，乡土故乡中的江湖对于徐则臣小说中的人物而言，只是他们的出发地，成长地，而不是归属地——徐则臣和他小说中的人物即便想回乡，也回不去了。不过，故乡虽然面目模糊，但故乡人的江湖之气却分明在徐则臣小说中保存下来了。徐则臣曾说，“随着进入社会的日渐深久，对诗意和文学性的理解会发生巨大的变化。”①所以，徐则臣对江湖叙事也因他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进入而有了新的认知。即徐则臣并没有因为“故乡的丧失”②而终止小说中的江湖叙事，反而在他的“京漂系列”中继续延展为都市江湖世界。而且，在徐则臣的“京漂系列”中，“北京”在被实写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现代化大都市的同时，也被隐喻为一座欲望与梦想、绝望与希望相互交织的江湖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