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党委书记孙明君

　　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志伟

　　2018年8月4—5日，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选学：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围绕“《文选》文本研究”“《文选》学史研究”“《文选》文献学研究”“《文选》与先唐文学史研究”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作为先唐文学总集，《文选》为何能在诞生1000多年后依然焕发出如此蓬勃的生命力？魏晋南北朝时代那些文人高士，留给后人的究竟是难再之盛宴、空谷之余音，还是任凭历史裁汰也无法磨灭的文化基因？今天的人们又该如何读通他们的诗文，透过字里行间追悟他们的精神气度和人生追求？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与会的两位当代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孙明君教授和刘志伟教授。

　　百年选学迎来新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刘教授作为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当代“文选学”的最新研究进展？

　　刘志伟：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展开新篇章的关键时间节点，海内外学者共聚一堂，举办“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百年来“文选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历程，展望中国未来的复兴之路，具有重大意义。

　　众所周知，荟萃先秦至梁代文学精华的《文选》，被誉为“总集之首”，自隋唐以来盛行不衰，影响巨大。因而兴起的“文选学”亦绵延至今，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诗经》和“诗经学”最具中国诗学研究的本源性经典价值，那么《文选》与“文选学”则具有总集各体文学精华及相关研究的典范意义。《文选》不仅以丰富的、本源性的思想文化蕴含，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包括文化、艺术、审美在内的内在精神建构，同时早在唐代就已流传到我国周边的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区，进而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这样一笔宝贵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既可以上下求索，通过对“文选学”流变的正本清源，展开对中国文学发展及面貌革新的整体研究；也可以左右探究，旁及史学、哲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对于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心灵结构与核心文化价值观念系统，也具有管钥之学的重要意义。

　　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现代“文选学”的学术研究风貌也几经转变，虽历经坎坷，但还是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文选学”发展进入了历史新阶段。1988年和1992年，先后在长春召开了两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1995年8月，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在郑州正式宣告成立，为“文选学”的展开提供了全新的平台。自此，“文选学”的研究力量逐渐整合，自发、散点式的研究开始向着系统、有序的方向行进。“中国文选学研究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每次会议都集结了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亦顺利出版了高质量、代表“文选学”前沿研究课题的论文集，在整个学界引发了较大反响。

　　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当代“文选学”已广泛涉及“编撰者与编撰思想研究”“《文选序》研究”“版本与注释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体研究”“研究史研究”“接受史研究”“文论研究”“《文选》与陶渊明研究”“总论及杂论研究”“《文选》与其他总集比较研究”等诸多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当代“文选学”研究主要有哪些特点？

　　刘志伟：第一，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愈趋开阔。越来越多的学者突破原有“文选学”研究范畴，开始与美学、艺术、书法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使得“文选学”在一些边缘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第二，受时代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新”变的影响，将《文选》放在社会、文化环境当中，放在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艺术史背景中，系统地对研究本身进行总体的反思和辩证的梳理。第三，选取材料愈加丰富。大量新材料得到重视，馆藏残卷和海外文献得到逐步整理和广泛使用，文物实证材料，如墓志、印章、风俗画等被引入具体研究中。第四，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呈现多样化、规范化、系统化特征。相关学科如考古学、民俗学、艺术、书法、气象、社会学、经济学等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被引入《文选》研究当中，解决了一些过去难以解决或认识模糊的问题。第五，“文选学”越来越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在日本，20世纪很早就兴起了研究《文选》的学风，斯波六郎、冈村繁、清水凯夫、兴膳宏等著名汉学家不仅在《文选》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绩，也对我国的《文选》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在韩国以及部分欧美国家，也有不少专家学者从事《文选》研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六朝文化何以为中国文化之根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孙教授，您在新著《南北朝贵族文学研究》第一章中，引用了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一段话。请问您是如何理解其“六朝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本”这一观点的？

　　孙明君：的确，内藤湖南的这一观点在中日两国学界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廓清“六朝”这一概念的外延。这是因为，中日两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

　　在日本大多数六朝文化研究者的概念中，“六朝”在时间上连贯起汉唐两大王朝，在空间上覆盖了从北到南的所有区域。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六朝”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专称，在多数情况下特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先后定都于建康（今南京）的六个王朝，即吴、东晋、宋、齐、梁、陈。由此可见，日本学者所言之“六朝”，在历史、文化和地理范畴上，往往要比中国学者界定的“六朝”概念更为宽泛。

　　在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内藤湖南有关“六朝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的观点。我认为，他想强调的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化都是在沿着这一时代所开创的道路前进，或者说这个时代对于此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一以贯之的。而这其中的核心是儒释道的相互融合。特别是东汉以降，佛教东渐入中国后，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已形成对中华文明的全面渗透。当时，在南方地区，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景象，而在北方地区，白马寺、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等佛教建筑纷纷得以兴建。儒释道彻底从互相排斥、互相抵触转向了相互包容、相互融合，并且这一趋势一直延绵贯穿于此后的中华文明史。正因如此，内藤湖南在当时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文化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筑起来的”。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和体会到其思想的深刻性和现实性。

　　但另一方面，对于内藤湖南的上述观点，中国学者也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尽管从文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说，唐代以来诗词文化奠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但从政治制度来看，秦帝国才是中华两千年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开端；就思想文化而言，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才是中华文明的底层逻辑和核心编码。

　　不过，我们同时应该认识到，中国学者的这些看法与内藤湖南的观点只是在看问题的角度上有所不同，并非彼此相抵牾。

　　从士族文学走向贵族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孙教授此前的专著《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与此次出版的《南北朝贵族文学研究》互为姊妹篇，构成了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完整阐释体系。我们注意到，不同于以往大多数对于该时期文学创作主体的相关研究，您刻意使用了“士族文学”和“贵族文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分别阐述两晋和南北朝文学。请问在您的学术观点中，这二者有何区别和联系？

　　孙明君：在我看来，所谓士族是指：第一，出身于正史中有明确记载的门第之家；第二，其父祖中有当朝公卿大夫；第三，本人在文化方面具有高深的造诣。此外，对于某些不具备上述三个特征的诗人，要判断其是否属于士族，还要看他是否与其他士族诗人群体过从甚密，是否被这些士族诗人视为该群体中的一员。同时，还要看他的创作中是否具有一定的士族意识。这里所说的士族意识，主要是指该诗人的创作具有强烈的门第观念和鲜明的高雅志趣。

　　一般而言，士族文学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其一，在思想上，以反映士族意识为中心，热衷于歌颂祖先的功德；虽有建功立业之志，但出仕为官主要是为了维持自己家族的兴旺；背井离乡之时，有强烈的乡曲之思；身处家乡，则徜徉于庄园游乐。其二，在艺术形式上，体现出士族阶层的审美风尚。追求新变，崇尚标新立异。其三，由于士族文人通常以群体形式活跃于文坛，同一群体内的作家之作品风格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士族文人具有相近的培养方式，受到相近的文化熏陶，在现实中又有着相近的政治追求和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士族文人时常举行以诗酒唱和为主的雅集，也使得其群体中的成员都具有大体相近的思想和艺术风格。

　　两晋士族文学的嬗变历程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晋时期，这个阶段有两个士族群体活跃在洛阳地区，一个是中原士族群体，其代表人物是潘岳和石崇，另一个是东南士族群体，其代表人物是陆机、陆云兄弟。这两个群体之间有一定交往，二陆兄弟都参加了贾谧的“二十四友”集团。第二个阶段是东晋中期，这个阶段活跃在文坛上的是侨姓会稽士族群体，其代表人物有孙绰、王羲之、谢安等。这一时期盛行玄言诗。第三个阶段是东晋末期及刘宋初年，这个阶段活跃在文坛上的是谢氏家族群体。这一阶段前期的领袖人物是谢混，后期的代表人物是谢灵运。山水文学从这一阶段开始兴盛。

　　到了南北朝时期，士族文学依然存在，但在整体上逐步走向式微，并已经退居时代文学的主流之外。代之而起的是宫廷文学以及由宫廷文学变异形成的宫体文学。正因如此，我针对南北朝时期的主流文学样式使用了“贵族文学”这一概念。

　　在我的理解中，贵族文学的概念较士族文学更为宽泛。贵族文学的创作主体既有帝王和皇族成员，也有门阀士族的子弟，同时也包括写作过宫廷文学的朝廷侍臣。所以，所谓的南北朝贵族文学可以分为宫廷文学和士族文学两部分，这两个部分相互交叉和融合。特别是门阀士族的子弟在面对皇权时，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心态。他们在完成士族文学作品的同时，或多或少也写过一些宫廷文学作品。而投入皇权怀抱的士族文人，则往往成为了宫廷文学的骨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