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成一对又一对的“批评双打”的外在条件是：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讨论、真诚的对话和互补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应该同时也是80年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

　　■ 相聚和讨论，成了80年代的文化时尚。“沙龙”一词在当时并不流行，可那时候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着大大小小的“沙龙”式聚会，或者在我们的单身宿舍，或者在下班后的办公室，或者在某一个周末的郊游，或者在某次会议的间隙。我们当时还年轻，旺盛的青春荷尔蒙却甘愿挥洒在相聚和讨论上。我们的讨论是热烈的，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心态则是平等的，谁都可以反驳他人的观点，谁同时也会认真倾听他人的申辩。在这样的小环境里，我们感受到了心灵最大的自由，思想的激情在自由地释放。

　　我们同是1983年跨出大学校门由国家统一分配到《文艺报》工作的，也许是当时《文艺报》的理论组缺人，因此我们几个被称为“新三届”（即恢复高考前三届的入学者）的大学生被分配到报社后绝大部分都被安排到理论组工作，在我们那间不过20余平方米的办公室中，除我俩外，就还有北大77级的赵小鸣（女）和人大78级的朱晖，当时同事们一度还戏称我们是报社的“四人帮”呢。

　　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在我们的心目中，当时的《文艺报》绝对还处于她的黄金岁月：那里的文学气场和专业特色浓浓的，那里的学术气息和民主氛围浓浓的，那里同事特别是年轻人间兄弟姐妹般的情谊浓浓的。有如此三个“浓浓的”为表征，其黄金成色毋庸置疑。其实这三个“浓浓的”差不多也是80年代文坛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只不过是在《文艺报》这个小环境中表现得格外突出一些而已。也正是这三个“浓浓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俩合作的一种催化剂。

　　真记不清也说不清我俩是如何开始合作写作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行为绝对既没有事先的“预谋”，更没有周密的“策划”。其处女作的“诞生”好像就是我们曾经就某一个话题讨论过且争论过，于是其中的一人将这个过程形成了文字，因其内容终究是彼此讨论的产物，很自然地也就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如果说我们的“处女作”诞生于偶然，那后来的合作则的确是有意而为之了，客观上是因为我们处于那样一个环境，只要不是自己懒惰，想不研究不讨论问题都不行，而研究与讨论的结果之一则必然是不断激发表达与写作的冲动；主观上则是由于有了第一次的合作，再往后便是谁也不好意思“单干”，于是无论是哪一方有了表达与写作的冲动时，便去征求对方的意见尔后成文。且不说友谊这类“高大上”的词儿，单是我俩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也决定了“分手”的“艰难”，只要是对某一现象或问题的大致想法相近，讨论过后谁有时间谁执笔，无所谓谁写得多谁写得少，无所谓署名的谁先谁后，至于稿费除去时有邀上三五好友“打秋风”外，其余则是统统地“二一添作五”。说来也奇怪，当时像我俩这样“合伙”的还绝非“一花独秀”，比如李洁非和张陵、费振钟和王干、辛晓征和郭银星、汪政和晓桦、盛子潮和朱水涌，等等，以至于有人将此称为80年代文学批评界值得研究的一种“双打现象”。

　　不妨专门来说说文学批评的“双打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