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研究中国任何学问的人们，殆无不要向敦煌宝库里作一番窥探的功夫。”敦煌社会生活是隋唐时代民众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从敦煌画卷角度入手，对敦煌这只“麻雀”进行解剖，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体察隋唐时期民众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样态。

　　佛道传瑰宝，夷教留经典

　　莫高窟又叫千佛洞，位于今天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坐西朝东，前临宕泉，面对三危山。自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起，历代佛教徒便不断在这里凿窟造像，至武则天时期已有“窟龛千余”。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成为著名的佛教圣地。宋元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里的佛教逐渐衰落，莫高窟也逐渐为世人所遗忘。

　　直到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雇人清理莫高窟洞窟内的淤沙时偶然发现藏经洞。此洞约一丈见方、六尺多高，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粗麻布包，其中包裹着五六万件从魏晋十六国至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还包括许多绢画、纸画和丝织品。这批古代文献，以隋唐五代时期最多，多数为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装帧形态有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献亦不在少数。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敦煌宝藏发现后，先后有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前来劫掠，实乃“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但总的来看，随着莫高窟藏经洞的开启，历代之积文终成后世之瑰宝。特别值得庆幸的是，锦绣的隋唐文化在敦煌卷子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敦煌石窟和敦煌遗书中呈现出来的隋唐文化，包括儒家、道教等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来自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还有从西方传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文化。

　　一般认为，敦煌石窟艺术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在外来佛教和佛教艺术刺激下，产生出来的一种艺术形态。它是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合一的佛教文化遗存。隋唐时期是敦煌莫高窟造窟最多的时代，佛教艺术发展达到顶峰。

　　当时，雄伟、壮丽、宏大成为艺术家追求的时代风貌。因此，塑像以整铺的群像为主，由一铺五身、七身而向九身、十一身发展，气势宏大，并出现了巨型造像。一尊是武周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和居士阴祖等造的第96窟北大像，高达33米；另一尊是开元年间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塑的第130窟南大像，高26米。同时，还出现了巨形经变画，一部经一幅壁画，如阿弥陀经变（西方净土变）、法华经变、东方药师经变等。

　　就敦煌遗书而言，因为它是佛教寺院的藏书，故其主体为佛教典籍，大约占到总数的90%左右。其中，以传世佛经和未入藏佛典以及疑伪经为主。尤其是疑伪经的出现和流行，据此可以了解当时民众的信仰和社会习俗等。比如，《十王经》形象地展示了地狱的面貌，对了解隋唐五代中国地狱观念的演变和殡葬习俗具有重要价值。

　　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800多件道经及相关文书抄本，其中超过半数的道教文献不见于传世的《道藏》。比如，敦煌本《老子想尔注》和《无上秘要》《太玄真一本际经》等都非常具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