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陆续出现过大众文化研究热、文化市场研究热、文化战略研究热和文化产业研究热等学术热点。虽然就学术渊源而言，脱胎于文化研究的文化产业研究天生就该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特点，但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现状却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方法不够规范。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能否以及如何形成跨学科范式，甚至超学科范式，直接决定着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文化产业；理论史；跨学科；学科范式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四川特色文化品牌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WHCY2015B30）。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片面地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将文化视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工具，因此，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可以说是长期停滞不前。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文艺战线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标志着中国文化政策即将出现重大调整。在国家文化政策初现“松绑”迹象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也随之兴起，陆续出现了大众文化研究热、文化市场研究热、文化战略研究热和文化产业研究热等学术热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兴起，既是国家文化政策转型的客观结果，也是中国文化产业实践的必然要求。

　　一、大众文化研究热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早期的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众文化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大众文化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作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很容易被长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中国人所接受，并且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对大众文化进行激烈批判的理论武器。但总的来看，这类研究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引用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简单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以《上海文论》1991年第1期刊登的关于“大众文艺”的系列文章为标志，文化界开始了对大众文化的基本特性和运行机制，以及大众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重要问题展开大讨论。以《读书》1997年第2期组织的关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笔谈为标志，文化界对大众文化的大讨论达到了高潮，并形成了批判与支持的截然不同观点。陶东风较早地借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进行抽象地批判。他指出，大众文化提供的是一种虚假满足。这种虚假满足让人们丧失了现实感和批判性，从而有利于维护极权统治；大众文化的文本是贫困的，并且是缺乏独创性的；大众文化的观众缺乏积极性和批判性，他们不能对文本进行积极的，有选择性的阅读。①以张汝伦为代表的学者对大众文化进行了非常猛烈地批判。张汝伦认为，“大众文化注定是平庸与雷同的。大众固然制约大众文化的风格和内容，但却被它塑造和改造。在大众文化强大而又无所不在的影响下，大众丧失了自己的头脑和判断能力，成为纯粹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垄断性权力，它正在侵入和剥夺人的私人生存空间。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一个困难但又是必要的任务。”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仅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而且开始接触伯明翰学派的观点，并且对此前的盲目批判进行了反思。金元浦认为：“当代文化工业既有着它兴起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又带着与生俱来的反艺术的基本品格。这是一个历史和现实交给我们的悖论。”③潘知常更是明确表示：“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消费形式，‘文化工业’是完全应该被理直气壮地加以提倡、推广和保护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几千年来一直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天职的国家，更应该这徉去做。”④陶东风进一步指出：“在援用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的时侯，就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它在理解与分析中国问题时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否则，机械地将西方批判理论套用到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必将遮蔽或模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造成认识的盲点与评价的误区。”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总体化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用来分析与解剖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倒是十分有效，而用它来批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却反而显得牵强。”⑤以戴锦华的专著《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出版为标志，中国学者开始试图摆脱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固有框架和研究套路，并且尝试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本土大众文化进行描述和阐释。⑥

　　这场关于大众文化的大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最终的结果是人们大都接受并认可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被承认“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⑦总的来看，“1990年代初期，特别是1993年以后流行的中国本土大众文化，以及几乎同时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流行的重要语境。”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