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也需要“供给侧改革”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以大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及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为代表的认知科学的大发展，公众日益产生了对于下述问题的兴趣:这些新技术究竟会给我们现有的人文价值体系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简而言之，它们对于人类的整体生存而言，究竟会在哪些方面会带来福音，而又会在哪些方面又会带来潜在的风险呢?

　　很不幸的是，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目前，国内学界并没有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

　　徐英瑾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这在本土学术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对西方哲学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一观点的渊源，即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所谓的“精神科学”(即我们所说的“人文科学”)　与“自然科学”的二分。按照他的观点，人文科学事关价值与殊相，而自然科学关乎事实与一般。

　　虽然李凯尔特在我国并不算是很有影响的哲学家，但是其所背靠的“大树”———康德哲学却在我国学术界根深叶茂，这就导致了某种不自觉的“李凯尔特主义”思想在我国人文学术界事实上的强势地位: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应当将注意力集中于经典文献的解读之上，而不应将过多的注意力移向自然科学与实证性的社会科学之上。

　　但是，人文学科的这种固守格局，却越来越面临存在合理性的拷问。今年以来，从韩国棋王李世石与谷歌公司研发的计算机围棋软件“AlphaGo”的对抗赛，到引力波首次被人类直接探测，再到世界首例获国家监管机构批准的人类胚胎编辑研究在英国开启……科学界不断传出具有全球轰动性质的新闻。这些新发现以及技术的新进展，将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循着这些问题，到苦苦守望“价值与殊相”的本土人文学界寻找答案，结果可能不太如人意。

　　让“高傲”的人文学科屈尊，接受看似“低俗的”经济学术语　(或其它实证科学术语)　的秩序输入，本身就是一种勇敢的自我拯救。

　　其实，这当然不是说本土学界缺乏对于这些新的科学进展的科普介绍以及相关的商业前景展望，毋宁说，我们缺乏某种能打通人文社会科学视野与科学视野的“学术纵观”，以便对相关科研进展的思想前提与精神脉络进行通彻的“X光透视”。

　　造成这种分裂的深层原因，与上面提到的“康德—李凯尔特主义”的盛行相关:对经典文献的解读长久地被视为人文学者的“正业”，而现实世界的科技进展的关注反而被视为了“副业”，并难以在大学所属学院内部的评价体系中得到同行的充分承认。但从学院外部观之，这样的“副业”恰恰是填补学院学术供给与公众智识需求之间鸿沟的桥梁。因此，中国人文学术的“供给侧改革”的真正着力点，恐怕正在于此。

　　然而，使用“供给侧改革”这样的经济学术语来讨论当下中国人文学术的现状，或许在提法上就会遭致“以经济学思维入侵人文领域”之类的指责。不得不说，这些指责者强烈的心理防御机制，恰恰就是他们所已罹患的“李凯尔特病”的一种典型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