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第二次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在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中方机制主席孙春兰与南非机制成员单位负责人、南非艺术和文化部部长姆特特瓦签订了进一步加深中南人文交流备忘录。

　　中国与南非的人文交往历史悠久。根据两位南非华裔女作家叶慧芬与梁瑞来历时9年的考证（《肤色、困惑与承认——南非华人史》，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目前有证据可以明确证明的，首位抵达南非的中国人是1660年的万寿（Wancho），而从南非德班发掘出的中国瓷器，更让很多学者把中国人首次抵达南非的时间向前推至郑和下西洋时期。20世纪2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达特在《自然》杂志上刊文《南非文化冲击的历史传承》，提出在南非的原住民科伊桑人（又称布罗须人）的岩画中，频繁出现头戴斗笠的中国人形象，且当地的语言中出现了较为典型的汉语音调变化。在大航海时代的肇始阶段，尽管的确有不少证据证明中国和南非已经存在交流，但显然并不够充分。中国人真正开始关注南非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当时在南非发现了大量矿产资源，大批中国劳工被荷兰以及英国公司带到南非，成为“自由工人”。但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往往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再加上南非殖民当局长期奉行种族主义政策，中国人在南非的日子并不好过。但中国早期移民并没有停止与南非各族人民的交往，在早期布尔语（荷兰语在非洲的变体）中，存在一定的汉语特征，如同一个词的音调不同而表意不同、三身代词的汉语特征使用等。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在布尔语的形成过程中，受到多种语言的干扰，这其中就包括汉语。

　　根据费尔巴哈的思想，痛苦的生活更能催生文学的蔓延。《南非华人史》的作者之一梁瑞来认为，19世纪到南非的华人尽管生活困苦，但这种苦痛同时催生了文学传播，带来了一定的文学影响，譬如《三国演义》的影响，使得关羽的形象在南非具有一定知名度，得到南非本土人民的认可。1953年，南非国大党名宿沃尔特·西苏鲁访华期间，就谈及关羽在南非是反抗暴政、反抗种族压迫的正义象征。

　　而中国人之于南非文学也算是老朋友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共同的苦难经历和被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压迫、侵害的遭遇使得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南非文学带来的情感共鸣。上世纪20年代，胡愈之接连撰写《南非女文学家须林娜》《文明的曙光南非女文学家》《莫佛罗及其著作》刊登在1921年到1923年的《东方》杂志，可以说是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接触南非文学。胡愈之在译介中的笔触生动形象，引起了中国读者对南非人民深深的同情，也更激发了中国读者的反帝国主义情绪。严格意义上来说，莫佛罗（Thomas Mofolo）还算不得南非人，他出生于莱索托，但使用南方班图语（即塞索托语）写作，他的作品《沙卡》反映的正是南部非洲当地人民如何反抗白人殖民者，在当今大多数南非人看来，也算作南非文学的一部分。

　　现当代南非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碰撞可说是风云际会。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南非文学家纳丁·戈迪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起南非文学。总的来说，贯通整个南非文学史的要素可以概括为：种族主义压迫、和平反抗压迫，以及南非特有的地域书写。让中国学界产生强烈共鸣的是前两个要素。

　　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不同，南非的近现代文学表现出语种纷繁的特点，这一特点又展现出南非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反抗精神和意识。早在17世纪，荷兰殖民者就踏上南非土地并且开始殖民统治。荷兰殖民者带去了一部分西非和中北非的黑人奴隶，将他们和南非当地土著居民一同称作“有色人种”，进行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这个时期，南非得以传世的文学主要是以阿菲利加语（即荷兰语的非洲版本）撰写的作品，但事实上，早在荷兰殖民者到来之前，南非就已经诞生了以班图语系为主的口头文学，这些文学作品口口相传，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学性，而且对人类学、考古学都是有力的佐证。然而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不断倾轧，这些口头文学大多已失传，有些语言甚至都已消失，例如西方殖民者到南非后，科伊人及其语言都已消失，如今在南非只流传着他们的寓言故事。殖民者开展殖民教育，建立了阿菲利加语学校，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南非就出现了路易斯·雷波特（C.Louis Leipoldt）和朗恩霍芬（Cornelis Jacobus Langenhoven）等白人诗人，早期白人诗人的关注点大多是当时如火如荼的英荷战争，表达对战争的不理解和憎恶、对和平宁静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这些诗歌在南非广泛传颂 ，成为植根南非民间的和平主义种子。然而，这些诗人并没有表现出对南非当地土著居民和黑人奴隶的关切，尽管雷波特的散文中透露出对于种族隔离制度的质疑，但总体来说，这段时期的阿菲利加语文学主题集中在殖民者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上。

　　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崛起后的大英帝国开始着手殖民南非，与早年的荷兰殖民者（称为波尔人）发生了激烈冲突。战争的惨烈程度催生了阿菲利加语文学迅速升温，尽管当地“有色人种”被文学作品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但他们被裹挟进战争却是不争的事实。战争的近代化水平使得还广泛处在原始社会的南非本土“有色人种”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明才可能达成民族独立。所以这一阶段的南非黑人文学主要以译介和重新讲述西方文学为主。例如梭托族诗人马洽卡（S.R.Marchaka）就用梭托语重述了荷兰诗人马尔兰特的骑士诗歌，在重述中，马洽卡将欧洲的骑士改成了非洲部落的勇士，在南北梭托族各部落都受到广泛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