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两国建交史上一个特别的年份。自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以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正式缔结，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奠定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政治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一年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一扇大门逐渐开启，此后40年再未关闭。由此，中日两国尤其是民间力量逐步有了接触，有了人文交流，有了经济互动，两国人民友好才真正从一纸条约慢慢变为了现实。

　　“无心插柳”的一项中日合作成果　

　　1980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几位西服革履的日本客人出现在北京沙滩后街狭长的巷道里，且行且张望，小心地寻找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门牌。这是日本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社长稻垣房男一行。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胆子大的日本文化企业开始踏上开禁不久的中国大陆，探寻着各种合作机遇。光村社是一家位于东京的中型出版机构，体量并不大，却是日本国语教科书出版领域的佼佼者。据近年一份统计显示，光村版的小学日语教科书一直占据着日本50%-70%左右的市场。他们是最早来华寻求合作的日本出版企业之一，起初是盯住了中国数量庞大的中小学生这个潜在市场。几经周折，他们找到了中国最大的教科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提出想合作编写、出版中学日语教科书。尽管当时与外国企业合作已经不是禁区，但毕竟中小学教科书还是个敏感区域，尤其是当时两国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旧账不时还有“摩擦”，人教社最终婉拒了光村社的合作请求。

　　数年之后，不甘放弃的光村社再次派人来接洽，人教社告之，供普通中学使用的日语教科书已经编完并投入使用了。但是，人教社当时正在筹划一个新的选题，为社会日语自学者编写《日语读本》，不知光村方面是否还有兴趣。尽管相对全日制的中学教科书，成人自学读本看起来重要性逊色了不少，但光村社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签下这个合作。他们可能也不会想到，这看似意外的一个合作项目居然能够持续30多年，这套书的累计总发行量能够接近1500万套，读者人数会接近日本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超过1000万人）。

　　1985年12月，中日双方出版社正式签订了协议，并按照光村社的提议，把这套书正式命名为《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标准”，是对本书高质量语文水平的承诺，“中日交流”几个字则是有着促进两国人民之间加深理解、友好交往的长久追求。依照协议的分工，日方按照中方制定的编写原则组建编写队伍，承担主要的撰写和编辑任务，人教社负责审定、翻译和出版。光村社为了达到“标准日本语”的要求，花了很大力气聘请一批了解中国人日语学习情况的日本语学、汉学及日本语教育等方面的一流学者组成编写班子，如日本著名汉学家大河内康宪、舆水优，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所长野元菊雄，国际日本语普及协会理事长西尾圭子，日本语研究会会长宫地裕等，这些学者在当时日本学界都赫赫有名，这支编写队伍的力量可以说是相当强大。

　　以后数年间，为了保证合作图书的整体质量，人教社和光村社一直保持着紧张而密切的沟通，频繁召开中日编辑联席会议，就学习内容、教材体系、文字叙述以及配套练习等各种具体细节进行反复磋商。这时候两国建交时间不长，普通民众交往多少都心怀戒备，合作中难免会有各种误会。人教社日语室老编辑唐磊回忆，当时经常带队来华工作的是光村社董事编辑部长西池和已，他是一个学养丰厚、工作认真投入的老专家。有一次双方要召开审稿会议，地点定在京郊的怀柔宾馆。在前往宾馆的汽车上，别人都有说有笑，西池先生却一直若有所思。终于，他忍不住悄悄问平时交往较多的唐磊，这次把开会地点定在了这个宾馆，是不是中方有对他们这些日本人施以“怀柔政策”的意思。听了这话，唐磊第一反应是想大笑。但看到西池严肃认真的眼神，她知道对方不是在开玩笑，连忙解释：怀柔是北京的一个郊县，这个宾馆周围依山傍水，风景很美，远离城市喧嚣，是特别为大家准备的一个良好工作环境。唐磊说，这样的误会在合作初期还有不少，随着多次的磨合和相互理解，渐渐就少多了。看来，人与人和国与国一样，都需要相互走动和经常交流才能减少误会与摩擦。

　　风靡整个九十年代的“小黄皮儿”

　　经过近三年的通力合作，1988年8月，中日合编的《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以下简称《标日》）初级（上下册）正式出版发行。应该说，《标日》的问世幸运地赶上了第一波日语自学潮。上世纪80年代，《追捕》《望乡》《生死恋》《血疑》《阿信》等一大批日本经典影视剧及众多制作精良的动漫影视，足足圈了数亿中国粉，让人对这个曾仇视的国度以及它的语言重新审视。1985年，中国政府放开了自费留学的限制。到了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思想进一步放开，远渡重洋或者东渡扶桑留学、打工、婚嫁逐渐成为了一种风气。当时日本的经济正处于上升繁荣期，地理空间也并不遥远，成为中国尤其是上海、大连、江浙等沿海地区青年人留学淘金的首选。据说，90年代的上海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或者亲戚与日本沾点关系，以至于后来催生了一部电视剧——《上海人在东京》。

　　除了赴日留学的需要学习日语外，自我学习的巨大热情也正在席卷中国城乡，为了提升学历、升职、掌握新技能、体现自我价值等各种目的，人们拼命地利用业余时间去夜校、职工大学、电大或者函授机构学习和充电。其中，日语也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热门外语。当时的中央电视台为了满足日益高涨的日语自学需求，正在筹划推出一部日语电视讲座。《标日》的适时出版正好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教学蓝本。因为《标日》预设的受众就是“零基础”日语自学者，并从中国学习者的角度出发，帮助他们即使在没有教师指导的环境下也能系统地学到标准、纯正的现代日语。于是，央视方面就决定与人教社合作，把这个讲座定名为“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电视讲座”。

　　为了营造真实的语言环境，央视决定《标日》讲座全部素材都在日本本土拍摄，书中的人物对话都由发音地道的日本演员完成。但是，当时的央视可不像今天这么财大气粗，面对境外拍摄需要支出的巨额经费，也是一筹莫展。这时候，日本的国际教育情报中心伸出了援手，以项目援助的方式解决了大部分拍摄经费，并且协调了日本著名的影视机构——东宝映画作为协助机构。1988年的9月，由央视社会教育部、人教社组成的讲座摄制组赴日，在多个日方机构的协同下，五十多天里摄制了大量实景、会话，收集了丰富的素材，回国完成了讲解及后期制作。1989年10月，《标日》初级讲座在央视开播，每周两次，一共48讲。1992年春天，《标日》中级教材出版，央视、人教社在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继续资助下，再次赴日本拍摄讲座片。虽然距离初级拍摄只有3年半时间，但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踏步向前的一段时光，国家的面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据央视编导徐义鸣回忆说，似乎东宝映画的日本同行们也非常明白这一点，他们在演员的安排，主要场景的设置、外景地的选择上都较初级有了明显变化，例如书中一些主要人物都由初级的老实可爱型，变成了时尚现代型，主要拍摄场地也从传统的和式小屋变成了大气的洋楼，外景地也尽量挑选有现代气息的地方。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央视初级《标日》讲座共重播了8次以上，中级讲座也重播了5次以上。徐义鸣还记得，曾经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标日》中级讲座收视率高达6.9%。按当时的换算方式，相当于有两千多万人在收看，这对于一个小语种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除去电视讲座之外，人教社还同时制作了配套的音像教材，购置全套进口录音设备的经费，也仰仗日本驻华大使馆斡旋申请的日本政府文化无偿援助项目得以解决。正是在两社以及中日两国众多的友好机构、人士这样共同努力、携手浇灌下，《标日》这株小苗才得以扎根、萌芽。

　　此后近十年间，数百万计的自学者守着一部电视、一台录音机，手捧《标日》学习着日语，追逐着各自的人生梦想。借助电视、广播等现代媒体巨大的传播力，这套“小黄皮儿”的《标日》，也一举成为90年代最为风靡的日语自学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