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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前运走图书馆珍贵书籍

　　1925年，说不清的压抑和苦闷，蔓延到朱自清的内心。朱自清也对教书生涯感到了厌倦。一个偶然的机会，朱自清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的好友俞平伯介绍他到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授。当年暑假过后，朱自清便一个人匆匆赶往北京。从此，他在清华任教二十余载，一直到生命最后。

　　焦阳说，对于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历史，很多人都有所了解，但是对于他在1935年至1936年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代主任的历史，知之者不多。因此，本次展览就着重展出了朱自清在任代主任（代馆长）时的部分批阅清单。

　　作为代馆长，在购书时也打上了自己文学趣味的烙印。朱自清是新文学的实践者，也对古典文学珍爱有加。因此，在购买的书单中，既有罗振玉《集古遗文续补》等古籍，又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新文学书籍。

　　其中最珍贵的一张是朱自清与冯友兰共同签名的清单：中文系与哲学系合买了日本一诚堂的《朝鲜古物图录》。清单上这样写：“价款由中国文学系出三分之二，哲学系出三分之一。”签名为冯友兰、朱自清。冯友兰1928年应邀至清华大学哲学系。1929年起任清华哲学系主任，1931年任清华文学院院长。

　　除此之外，朱自清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欧游杂记》上，也有他的签名。他在这本书上，写有以下字样：“国立清华大学图惠存 朱自清敬赠”，下面签有时间，是民国二三年（1934年）。1931年，任教于清华的朱自清，获得公费出国游历的机会，在近一年的时间内，他游历了伦敦、巴黎、柏林、威尼斯等地，回国后写下了游历欧洲期间的见闻，该书于1934年出版。

　　朱自清性格温和，为人和善，对待年轻人平易近人。焦阳介绍，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在担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代馆长时，一位学生因在图书馆里找不到想借的书，直接打电话到朱自清家里，请他到图书馆来帮着找。朱自清欣然应允。

　　这次展出的一封信件，也展现了他在年轻学生中的受欢迎度。一位学生，写信给朱自清，陈述自己家境困难，并托朱自清先生帮他留意图书馆的工作，如有合适的岗位就介绍给他。有意思的是，十多年后，这位学生接过朱自清的“衣钵”，成为清华图书馆的馆长。他就是1960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

　　除了帮助图书馆购买经典的书籍，对于当时清华师生来说，朱自清最重要的贡献是保护书籍。1935年，时局动荡，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快，平津一带危在旦夕，“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时任清华图书馆代馆长的朱自清，未雨绸缪，准备将贵重书刊装箱和搬迁的工作。1935年11月19日，朱自清在他的日记中写下寥寥数语：“学校决心迁移各种物品，今晚开始包装书籍。”

　　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中的《图书馆工作报告》中记载：“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宛平卢沟事件，竟为燎原星火……馆人乃将本馆及各系预装之图书仪器五十余箱，及馆中目录文件卡片等，不顾敌军严密检查，运存城中某处……幸而年前运出所有中西文善本，全部地志，及各系需用书籍等四百余箱，运存汉口，连同运出者，共约五百箱。”“幸而年前”说明在1936年，朱自清便将中西文善本等贵重书籍和物资运出北京。

　　焦阳说，当时学校附近有个清华园火车站，在朱自清主持下，师生们将教研工作所急需的图书、仪器装上火车秘密南运。这五百余箱重要物资南运后暂存湖北汉口上海银行第一仓库，后来从汉口辗转运送至重庆北碚和云南昆明。“在那艰苦的岁月，这些珍贵的图书成为了西南联大学生们的学习用书，也是师生们学习用书的唯一来源。”

　　清华大学在抗战期间遭受到重创。1937年10月，清华校河以南被日军占领。1938年1月，清华校园全部被占。8月，日军强令将校内各馆、室钥匙全部交出。1939年春，日军将清华园改为一五二陆军伤兵医院。当时的图书馆被占用后，被作为日军病院本部。其中的图书、杂志损失非常严重。日军还挑选了总计五万多册有关书籍运走,其余交给一些敌伪机构保存。

　　抗战胜利后，此前曾经运往西南联大的图书又跟着师生们北上，回到清华校园，后来在图书馆馆长潘光旦的主持下，馆员们把其他敌伪机构瓜分走的图书，尽全力搜集回来。

　　焦阳不无感慨，“今天我们在老馆书库里所见到的部分图书，就是当年曾经经历了南渡北归等诸多事件。它们饱经沧桑，它们也记录了一段难忘的历史。我们应为当时的图书馆负责人及老一辈图书馆员的巨大付出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