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吴伯箫离开了他心中“革命的帕米尔”——延安，他曾在这里生活了8年。奔赴延安是吴伯箫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自1938年奔赴延安后，他的后半生都与延安缠绕在一起了。他在延安的生活经历，不仅影响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文学道路。

　　未到延安前的文艺探索

　　1905年，吴伯箫出生于山东省莱芜吴花园村的一个乡绅家庭。“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时，吴伯箫在省立曲阜师范学校读书，开始接触“五四”新思潮，参加过罢课、查日货的斗争。1925年，吴伯箫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从此走入了“革命新潮”的漩涡，思想观念日益激进。吴伯箫在求学期间，开始从事革命性的社团活动，并且开始散文创作。1926年4月14日，在《京报》“副刊”正式发表署名吴熙成的散文《清晨——夜晚》。他还与同学一起创办《烟囱》，加入真社，发表一些犀利激烈的言论，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与叹息。从北师大毕业后，吴伯箫返回山东，去青岛谋生，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他先后任职于青岛的几所学校。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很多与他一样的青年作家，还有一些文坛上的老前辈。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流，极大地鼓舞了吴伯箫散文创作的热情。“九一八”事变后，他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撰写了《黑将军挥泪退克山》，导致发表作品的报馆被日本浪人放火焚毁。1935年，他还与老舍、王统照、洪深等作家一起，借《青岛民报》的版面，办了几期《避暑录话》。吴伯箫在莱阳乡村师范任教期间，对在校学生进行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1937年10月，吴伯箫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学生，带领200余名学生从莱阳乡师迁移到临沂。

　　1937年9月，吴伯箫把剪贴的《羽书》稿本托付给王统照。这本散文集后由王统照编选成《羽书》集，于1941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吴伯箫后来是在延安偶然得知《羽书》集早已出版的消息。《羽书》集的成书，也是战争年代王统照与吴伯箫深厚友谊的见证。王统照先生亲自作序，言“伯箫好写散文，其风格微与何其芳、李广田二位相近，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羽书》集中的作品多为主观情感的抒发，情感细腻。《羽书》集可以说是吴伯箫早期文学创作的奠基之作，预示着吴伯箫散文创作独特风格的日益成型。

　　来到延安后的文艺工作

　　1937年底，吴伯箫投笔从戎，在安徽的国民革命军十一集团军政训处任上尉处员。1938年4月，他因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战，脱离国民党军，不远千里奔赴延安。延安时期的经历，改变了吴伯箫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他创作的道路。1946年元月，吴伯箫在他的散文《出发点》中毫不吝啬地赞美延安：“它是光明的灯塔，革命之力底发动机，新中国底心脏。它虽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玄奘取经的去处：但拿来取譬，它却不多不少称得起是一个圣地。这个圣地不是属于神的，而是属于人的，特别是中国人的。”

　　1942年前的延安，尽管物质资源十分匮乏，但从精神来讲这里绝对地富足。延安开放自由、人人平等、朴实安适的社会环境，尤其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清廉公正、政策宽松，吸引着成千上万像吴伯箫一样的爱国知识分子穿越重重封锁线，涌向延安。正如吴伯箫1961年在散文中所写的那样：“文艺工作者像百川汇海，像百鸟朝凤，从全国四面八方，带着不同的思想、作风和习惯，荟萃到嘉陵山下，延河水边。”“水流万里归大海，延安广阔深邃的山谷容纳着汹涌奔流的人的江河。”

　　吴伯箫到达延安后，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一大队三支队政治班学员，任班长，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学习。后，此大队入驻延安东北的瓦窑堡镇办学。1938年5月中旬，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在延安成立，陆续组建多个小组，肩负着报道前线战况的任务。1938年8月，吴伯箫抗大结业返回延安，通过他人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努力奋斗”。

　　1938年冬天，吴伯箫作为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三组的成员，与卞之琳、马加、林火、野蕻等人，从延安到晋东南前线，再转河北一带，挺进敌人后方，从事战地文化宣传工作。在战争环境中，吴伯箫选择集新闻性和文学性于一身的报告文学和以特写为主、时效性最强的文艺通讯，更真实、及时地报告瞬息万变的前线状况，宣传抗战。这一时期，吴伯箫创作了大量的通讯、报告文学，小品散文的数量不多。紧张的前线生活磨练了吴伯箫，使他的视野得以拓展，思想感情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奔赴当时八路军总部驻地上党盆地的屯留和潞城县一带，亲自到打过胜仗的著名战场神头岭、响堂铺，采访转战晋东南前线的八路军和决死队指战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艺性通讯、报告文学作品，如《潞安风物》《沁州行》《响堂铺》《路罗镇》《微雨宿渑池》等。从内容上来看，这些作品主要是再现八路军战士勇敢、机智地同日寇作战的场景，给人以现场的真实感；从作品的艺术特色来看，这些作品笔中生情，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抗日杀敌的前线去了。吴伯箫这一时期的作品，从前线直接寄给远在重庆的老舍转《抗战文艺》，作为散文发表出来，后收入《潞安风物》集中。这些报告文学和文艺通讯，没有“口号化”、“标签化”的弊端，吴伯箫总能结合当地的民俗、风情进行人文化的书写，富有鲜明的人文气息。散文研究学者林非言：“我以为吴伯箫的报告文学具有极强的文艺性。”

　　1939年4月，吴伯箫回到延安，继续投入到紧张繁复的文事工作中。他是“边区文协”的机关人员和执委，参加了边区文协的重要工作，组织抗战文艺工作团，参加编辑《文艺突击》等。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吴伯箫担任秘书长，并被选举为文协执委会成员。1941年四五月间，吴伯箫主持了在大砭沟举行的鲁迅小说朗诵会，并担任延安文抗的第二届常务理事。吴伯箫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延安的各个文学团体，并是“延安文抗”机关刊物《谷雨》《文艺突击》《大众文艺》等的重要撰稿人。

　　1941年3月，边区文协举行“星期文艺学园”座谈会。吴伯箫作为“星期文艺学园”的讲师，发挥大学时所学英语专业的优势，讲述了《契诃夫的〈套子里的人〉》，受到延安文艺界的好评。1941年8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周文与吴伯箫分别报告上届理事会与四年来文抗分会的工作，充分肯定该会成绩。

　　吴伯箫在活跃地参与社团活动的同时，还始终不停地从事翻译活动。在图书资料稀缺的延安战时环境中，吴伯箫从《莫斯科》杂志刊发的新闻中选取有价值的资料，翻译成汉语；他根据艾思奇收藏的英译版海涅诗集，翻译《波罗的海》。在延安的8年时间中，吴伯箫还在《解放日报》《中国文化》等发表了不少翻译作品。他的翻译活动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同时也使他的创作融入了外国文学的基因。

　　与此同时，吴伯箫并没有放弃散文创作活动。在“文协”工作时期的吴伯箫散文创作，是当时延安自由宽松文化氛围下的产物，最直接的原因是受到“文艺月会”倡导作家“批评”风气的感染和影响。他的思绪重归自我，创作了《客居的心情》《向海洋》《书》《论忘我的境界》等散文，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抑郁和踌躇。这些散文延续了《羽书》的抒情风格，既展示出传统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性”，也流露出徘徊在狭隘个人小天地里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倾向。

　　1941年8月，吴伯箫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他被调到边区政府教育厅任中等教育科科长。1942年5月，吴伯箫以边区教育厅教育科科长的身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座谈会上提出了欢迎文艺工作者到学校教书的意见。说明这样做，一来可以深入实际，熟悉当地的生活，搜集陕北无限丰富的民歌；二来可以接触学生和群众，做一些文艺普及工作。”他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