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下旬以来，中国股市下跌。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明显下降。期间，中国宏观经济若干统计数据如最新出口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等呈现回落。这一切，引起全球高度关注。

　　西方有两种极端看法:其一，视中国股市下跌和人民币汇率下降等为中国经济陷入“穷途”（doom）的征兆（Linette Lopez,“Theworld’stopChina analyst has a doomsday scenario”,www.businessinsider.com/charlene-chu-doomsdayscenario-2015-8）；其一，认为中国对世界经济毫无贡献，因而，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全球经济影响不足道（DerekScissors,“Chinadoes notcontributeonecenttoglobal GDP”,blogs.ft.com/beyond -brics/2015/08/21）持前一种极端看法的是少数人，持后一种看法的更是个别人。

　　相比较，英国《经济学人》（TheEconomist）周刊2015年8月29日至9月4日第416卷第8953期封面文章《中国的大跌》（TheGreat Fall of China，以下简称“经文”）所表达的，是西方主流观点——市场有理由对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汇率下跌表示不安，却毋须对中国经济过于忧虑。

　　“经文”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股市大跌，人民币汇率下降，但是，中国没有出现危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金融市场波动，不会促使新兴经济体重现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经文”批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明智地让市场产生美国将于今年9月加息的预期。“经文”指出，发达国家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手段捉襟见肘，而中国仍有下调利率刺激经济的空间。“经文”这一系列观点颇有见地。

　　在西方，有人把近期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归咎中国股市下跌。其实，6月中旬以来中国股市所发生的三轮调整，仅8月下旬第三轮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分析中国经济金融与全球经济金融关系，不能只看历史一小片横断面，而是需要宽广视野。

　　图表显示三点：一是2005年至2014年，发达经济、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GDP实际增长速度尽管差异明显，但是各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的起伏在方向上大体一致；二是2009年至2011年，中国和新兴经济体保持较高增长，发达经济在衰退后低速徘徊；三是从2012年以来，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增速有所回落，发达经济增速有所提升。

　　2012年以来发达经济增速有所提升主要是由于美国经济复苏。至今，无论欧盟还是日本，依旧在衰退边缘挣扎。反映在欧盟、日本和美国的货币政策态势上，欧盟拟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规模，日本量化宽松仍无上限，美国则已退出量化宽松而正准备加息。

　　问题是，美国能一枝独秀吗？9月1日，美国公布供应管理学会（ISM）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由7月的52.7跌至8月的51.1，为两年多以来低位，较市场普遍预期为差；Markit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由7月的53.8跌至8月的53，是近两年低位。与此同时，在全球已公布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的29个国家和地区中，三分之二较7月为差，其中，10个国家和地区陷入收缩。

　　自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准备启动加息周期以来，全球金融市场一直不安。无论国际社会还是美国国内，要求美联储审慎决定加息的声音愈益响亮。

　　2009年，当中国和新兴经济体保持有力增长而发达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时，在国际上有些人以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之间发生了“脱轨”（derail）。如今，美国经济确认复苏，其他发达经济依然疲弱，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在国际上有些人以为美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发生了“脱轨”。

　　其实，从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经济政治结构展开全面深刻重整。在经济金融领域，20世纪最后30年全球化所形成的不同经济体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方式出现转变。

　　20世纪最后30年，由于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人类终极大市场，也由于“冷战”结束、传统计划经济实行改革开放，人类开始建立有史以来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虽然以美国为中心，发达经济为主体，发展中经济属于外围或边缘，但是，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从发展中经济脱颖而出，对美国主导的全球格局构成挑战。进入21世纪，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迁。

　　为什么自2008年以来各国一再激活多哈回合谈判的努力均徒劳无功？为什么2014年11月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启动亚太经合组织自由贸易区进程而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至今功亏一篑？因为，仿佛地质板块发生断裂和重组，世界经济板块进入打破旧格局组建新格局的转变。

　　美国不再能继续独自担当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的中心，发达经济不再能单独构成世界经济主体，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呈现急速多极化。从而，一边是全球范围多哈回合谈判难以激活；一边是2009年发达经济和全球经济总量陷入衰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却保持增长，成为全球中流砥柱。

　　然而，全球格局全面深刻重整，不可能割断各国经济相互联系。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已形成的交集史无前例。从2009年以来，外部经济就给予中国经济以紧缩压力，所以，国家“十二五”规划第一章强调发展方式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变。

　　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方式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变——是全球结构全面深刻重整的重要部分。未来5至10年，我们尤其需要注意以下两方面。

　　（一）加强宏观调控应对内外压力

　　全球经济板块重组将加剧，各经济体均将继续面对外部环境紧张和内部调整压力，增长都将减速；但是，所承受的内外压力的性质、程度有差异，政府应对内外压力的能力不一样。

　　中国将承受的外部和内部的压力的确沉重，但是，美国所承受的外部和内部压力不会比中国的小。欧元区和欧盟面临一体化进程可能逆转的空前考验。日本何时摆脱通货紧缩的阴霾尚在未定之天。

　　在调控宏观经济上，与发达国家政府比，中国政府有三大优势。

　　一是中国政府应对经济下行的能力超过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政府。以货币政策而言,人民币利率下调余地明显大于美元利率、欧元利率、日元利率和英镑利率。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市场化能够缓解中国经济的外部压力，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则早已实施浮动汇率，难以作为政策工具抵挡外部冲击。以财政政策而言,中国政府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建立庞大黄金储备，能够应付外债和内债。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政府均债台高筑，赤字财政难以为继；尤其欧元区，仍不知如何克服主权债务危机。

　　二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多人口，13亿人民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中国政府能够通过刺激内部需求、发展国内市场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发达国家或者为高福利所困或者为低储蓄率发愁，缺乏刺激内需以弥补外需的条件。

　　三是中国政治体制拥有集中资源办大事的能力。无论美国、欧盟还是日本，都已陷于“政治瘫痪”，西方民主政治蜕变为“否决政治”，政府难以应对当前，遑论绸缪长远。

　　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有效减弱了金融危机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冲击。2008年“百年一遇”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普遍启动去杠杆进程。中国从2009年至2010年实施快速杠杆化，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速，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50%以上。今后5年，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中国每年仍将保持约7%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达到30%左右。

　　（二）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人民币实现充分可兑换和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

　　在人民币实现充分可兑换、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之前，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主要经实体经济，类似今年8月下旬沪深股市下跌和人民币汇率下降给予世界金融市场的影响，是间歇性的。在人民币充分可兑换、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之后，中国将同时经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影响世界。

　　总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中国经济新常态重要特征之一，既由于中国内部结构变化，也因为全球结构全面深刻重整；必须加快发展方式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变；同时，必须因应全球结构全面深刻重整，准确把握中国经济金融与世界经济金融相互联系，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作者为中国光大集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