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的文章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不仅富有真知灼见，而且具有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庄严的语式加上逻辑思辨，推动着你往前走。《思辨录》就是这样一部当代经典著作。

　　其实，《思辨录》并不是单独撰写的书，而是一部“别集”。它最早叫《思辨短简》，后来的修订版本分别叫《思辨发微》和《思辨随笔》，最后的定本才叫《思辨录》。这既不是一部专著或论文集，也不是札记集，而是王元化先生对自己历年所写的文章做出语要摘录，然后分门别类精心编排的一部形式十分独特的著作。因此，《思辨录》可以被视为王元化学术和思想的精华。这部书越编越厚，到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时候已达五百多页了。有趣的是，1998年王元化凭藉《思辨随笔》等著作，获得了上海文学艺术奖之“杰出贡献奖”；而2006年，王元化主要凭藉《思辨录》获得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奖之“学术贡献奖”。也就是说，这本书既与文学艺术有关，也是一部学术著作。

　　元化先生早年写过小说、杂文和评论。他平反以后于1983年6月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到1985年5月卸任，时间上两年还差一点。但是在这前前后后，他对文艺工作，对文学艺术都十分关心，不仅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而且身体力行，对文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元化先生不仅是个深刻的人，而且是个生动的人。他的生活多姿多彩，完全不像有些人理解的老学究，整天坐在那里，眼睛瞎了，背也驼了，他不是这样。元化先生是个严谨的人，同时又是个快乐的人。钱谷融先生曾经讲过，王元化的眼睛有点像尼采，也有点像茨威格，因为他虽然戴着金丝边眼镜，但目光总是炯炯有神。他跟人家讲话或者发言的时候，总是焕发出一种特别的光芒。这是从他的眼睛或者外部来讲的。在我看来，元化先生在气质上有点像德国的歌德。歌德除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对生活很有热情的人。据艾克曼回忆，歌德去世的时候躺在棺木里面，依然像一个活人，脸上还放着光。我觉得元化先生也有这样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元化先生身上有一种西方人称为“Personal Concern”的情怀，我深以为然。

　　从文艺上来说，王元化先生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中国古典文论，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中。他采用“释义”和“附录”分开的形式和比较研究的新方法，其“旨趣主要是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去解释文学的一般规律”。《文心雕龙创作论》与钱锺书等人的著作一起获得了我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奖之“荣誉奖”。还有一块，也是他经常提到的，主要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罗曼·罗兰等一批作家，他曾经说过“我是十九世纪之子”。受妻子张可的影响，元化也非常喜爱英国的莎士比亚。今天很多读者以为，已经到了现代或后现代，十九世纪的文学和莎翁好像可以少谈或免谈了。但元化先生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最真实而生动地体现了人性和人情，不是虚假的教条。《思辨录》经常引用莎士比亚、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甚至屠格涅夫作品的句子，且时有新意，让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翻译过契诃夫、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等俄国作家作品的著名翻译家满涛是元化妻子张可的哥哥。满涛先生1978年去世的时候，元化紧握着他的手，悲痛之至。

　　王元化对于当代文化和文艺同样非常关注。1987年，他发表了《文化发展八议》，这时他已经不当宣传部长了，这些想法可能是他在当宣传部长的时候思考过的。他对我们当下文化的制度问题、尊重艺术规律问题、流行文化问题等等，都会提出自己中肯的见解。举个例子来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三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元化先生做了一个发言，他说“不要让娱乐片（电影）冲垮了质量高的艺术片。”他引用歌德的话说，“我们要引起公众所愿意的感情，而不是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所应有的感情。不能对公众有一种虚伪的服从，也不能像商贩从小孩子那骗钱。”元化先生是针对我们当代文化特别是电影太注重拍一些通俗的、流行的、媚众的东西而言的。他认为不能让这种东西压倒真正意义上的有质量的艺术片。这个观点他是直言不讳说的。当时在座的文化部电影局长，回到北京以后公开发文对元化先生的观点进行批评，意思是说当下我们要鼓励大众文化，你不能这样讲。后来王元化也发表了自己不同的意见。这说明元化先生始终寄希望于经典文化的存在，但他没有要排斥大众文化的意思。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经典文化和流行文化，当然是可以并行存在的。但两者不是完全分开的，前者有引领后者的作用，很多东西必须要从外部灌输进去，这个观点是没有错的。元化先生表露过对于一些流行的东西的担忧，觉得这些到底算不算真正的艺术，都是需要探讨的。2002年，晚年的王元化曾经引用林毓生翻译的美国思想家史华兹的话“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史华兹的意思是，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商业主导的社会里，以前那种灵魂的东西、精神的东西，甚至于神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林毓生先生翻译得比较通俗。王元化先生用这句话来针砭我们当代社会的文化弊端。他甚至讲过，自己是一个“唯精神主义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会议上，王元化先生指出：说谎不能成为文学。这时有位作家理直气壮地说，他写的小说就是在编造谎言，文学离不开幻想。元化先生感叹道，与这样缺乏常识的人对话，是难以为继的。因为生活真实是生活本来的面目，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而元化先生这里讲的是文学缺乏艺术真实。所以这不是在同一个平面谈问题。

　　2011年，上海的高考语文卷作文题目是：“犹太大卫王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诃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戒指上也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这两句寓有深意的铭文，引起了你怎样的思考？”考卷上并没有指明这段话出自哪里，但我一看就知道出自王元化的《思辨录》。语文教学专家认为，这个题目“大气，有辩证思考，具有哲学元素，可以考出考生的人文关怀。”《思辨录》的内容已经成为上海语文的高考题目，可见影响之大。

　　元化先生不单研究文艺，而且身体力行。《思辨录》有不少关于京剧的意见，他坚决反对今天再唱所谓的样板戏，很喜欢传统京剧。跟他有过较多接触的翁思再先生说，元化先生生前时常约请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吟唱，有时还一起吃饭，然后接着唱，元化先生也经常哼唱一些自己喜爱的名段。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元化先生有一个好友叫林其锬。林其锬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但是对京剧好像没有兴趣。王元化不客气地说：“你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怎么能对国粹京剧一点都不了解？”林先生觉得很不好意思，后来跟着元化先生一起学习、吟唱，并感到非常愉快。

　　元化先生热爱艺术、研究文艺。他的行为举止也很有品位很有气质。照片中的他始终微笑着，目光炯炯，头发梳得很讲究。在外面开会演讲，他总是精神矍铄、言辞恳切。王元化懂得艺术规律，意见切中时弊，观点深入独到，《思辨录》就是一部展现其文艺思想的大书。因此，文艺界开会，元化先生往那里一坐，大家都是买账的。我们非常需要元化先生这样懂行的学者和领导干部。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文艺事业就会越蓬勃健康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