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林看来，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都有各自的理论与现实力量，都有各自的经验证据。它们一同构成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整体的思想与存在状况。

　　启蒙运动的三个因素

　　当下中国读书人谈论伯林，就好像谈论汉语学术界的某个人物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思想甚至语言的障碍。在中国读书界，伯林的著作就像胡适的书一样，不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书，而是属于公共读物。和胡适的著作一样，伯林的著作写得明白晓畅（可以比较陈寅恪和胡适的不同文风），这部分是因为他的著作关注的是广义的公共问题（如个人自由、文化多元、意识形态争论），部分是因为他的几乎所有著作都是学术讲座的整理稿。

　　《启蒙运动的三个批评者》是两本书的合集。第一本书出版于1976年，名《维科与赫尔德》，是伯林1957-1958年在伦敦意大利学院和1964年在霍普金斯大学两次讲座的整理稿；第二本书首次出版于1993年，名为《北方的魔法师：哈曼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兴起》，是伯林196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座的整理稿。后一次讲座的名称“启蒙运动的两个敌人”，除了哈曼以外，伯林所说的启蒙运动的第二个敌人是迈斯特。在伯林看来，哈曼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源头，迈斯特则是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伯林对迈斯特的研究构成《人性的扭曲之材》这本文集的主体。《启蒙运动的三个批评者》还可以和《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联系起来看，后面这本小书源自1953年伯林在BBC的几次广播讲话，分别讨论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达朗贝、卢梭、黑格尔和圣西门。伯林认为这六个人对人类自由的教条式的、排他性的坚持，反而使他们成为自由的敌人。

　　伯林是思想史家。启蒙运动及其批评者不是他的一本书的名称，而是他一生的研究计划，或者说是他一生的思考重点。他又把这种研究称作观念史研究。他的最知名的论文集名《反潮流——观念史文集》，反什么潮流呢？启蒙运动。谁在反潮流？他书中讨论的几乎所有人，从孟德斯鸠、休谟到索雷尔，甚至包括马克思。他的《自由四论》说的又是什么呢？启蒙运动及其反对者。个人自由及其制度保障是启蒙运动的最核心概念，在《自由四论》中，除了论密尔的那篇以外，伯林讨论的全是西方思想名家与思想运动对他所说的个人自由的背叛。

　　在伯林看来，启蒙运动有三个因素或教条：自然科学思维、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把后面两项合并，我们便可以把启蒙运动理解成为五四运动的两个最著名的口号：科学与民主。科学意味着自然科学方法的支配地位。受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与解释人类历史，用工程技术的方法解决人类社会问题。民主意味着代表制政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由国家联盟，是人类唯一可行、能够经得起理性检查的政治形式，也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最佳政治形式。按照康德对启蒙的经典定义，启蒙就是通过发挥自己的判断，运用自己的理性，使人类告别依赖于别人或别的机构的不成熟（类似于人类童年）状态达到“自主”。因此科学与民主这两种东西，都是人类自由地运用自己理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