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不只有郁金香、风车、梵高、阿姆斯特丹和橙色足球……还有享誉世界的作家和文学。作为南国书香节系列活动“拙见·第三届南方国际文学周”唯一主宾国单元，“荷兰文学中国行”由荷兰文学基金会和南方国际文学周组委会联合主办， 荷兰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协办。

　　8月19至21日，荷兰知名历史社会学家艾布拉姆·德·斯旺、知名生物学家耶勒·热尤墨尔、国际知名美学家约斯·德·穆尔、荷兰知名汉学家林恪和荷兰籍伊朗作家卡德尔·阿卜杜拉等5位荷兰最顶级的作家携作品在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及广州博物馆，与数千名听众分享他们的写作、思想，以及中国听众最为关注的荷兰故事。19日上午，“荷兰文学中国之行”开馆仪式举行，下午，荷兰籍伊朗作家卡德尔·阿卜杜拉与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进行了对谈，并讲述了自己用第二外语写作的经历。

　　换语写作是一种艺术创作 

　　卡德尔·阿卜杜拉早年因为审查制度逃离伊朗，去了荷兰，卡德尔自称在去荷兰之前，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荷兰这个国家，“在荷兰定居以后我就改变了自己的书写语言，开始用荷兰语进行创作，那年我已经有33岁了，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冒险的决定。”如今，卡德尔已经有26年用荷兰语创作的历史，用荷兰语出版了18本书，是非常有名的荷兰波斯作家。谈到用荷兰语写作的经历，卡德尔坦言最初十分艰难，“我的第一个小故事是用700个荷兰单词写成的，但这700个荷兰单词犯了2000多个错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我都是用手写，就出了很多的错误。”在他看来，用母语进行创作，几乎是一种生理的行为，“但是你用别人的语言进行创作的话，那种语言是在你身体之外的，就像钢琴演奏家在琴键上工作一样，不是一种生理的创作，而是一种艺术创作。”

　　卡德尔表示，“当你用母语进行创作的时候，就好比是生活在母语文化的盒子里边，你是封闭的，因为你时时刻刻生活在你的国家、政权、亲情、友情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但是你从盒子里头走出来，你就会感觉到自由，因为你逃离了各种各样的压力，也获得了自我塑造的机会。所以在用另一种语言进行换语写作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自己非常的有力量。”

　　不要丢失母语文化 

　　借由卡德尔的伊朗背景，他的写作不同于普通荷兰文学，卡德尔坦言，波斯文学对于他的荷兰语创作也是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在荷兰河流是慢慢的流淌，它们不会歌唱，尽管你很用心地去聆听，但是波斯的大川是会歌唱的，波斯的大川也在舞蹈、在歌唱，所以我就把波斯河流的歌唱和舞蹈全部用文化移植的方式搬到了荷兰，正是因为我自己的嫁接和移植，所以我书写的是另一种荷兰文学。”谢有顺表示，卡德尔生活在荷兰，用荷兰语写作，但其实他最为关注的依然是他所谓的他的精神和语言的祖国，依然关注这个祖国如何进入现代社会，“他背后那样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母语、包括波斯传统对他的影响，我觉得正是他带着这样一种文化到荷兰去，他的写作才会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沉重的主题，保持对祖国的一种关切，是他建立了一个榜样，或者说他和最伟大的所谓流亡文学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我觉得值得我们特别强调。”

　　卡德尔也表示，过去25年间，有3500万的移民涌到了欧洲，在荷兰文学中也看到新一轮的移民文学浪潮，作为一个流亡的作家，或者是流散的作家，不要丢失最基本的母语的文化，“因为如果说，我也像荷兰作家一样去进行创作的话，那荷兰根本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卡德尔·阿卜杜拉，所以我认为把新的元素，把异域文化的元素移植到或者是杂糅到荷兰文学中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作家重新认识传统叙事 

　　荷兰文学近年在中国译介有一定数量，但中国读者对荷兰文学的认识并不深刻，卡德尔介绍，其实从一战以来，荷兰文坛就涌现了一大批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二战后也出现了很多大师级的荷兰作家，他们书写了那一段荷兰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这些大师的作品确实让人能够在阅读中感受到来自荷兰的特殊的文化。卡德尔坦言，在过去的20到25年间，荷兰没有战争，没有危机，没有太多重大的事件发生，所以年轻一代的荷兰作家他们在进行自我书写，写自己的身体、写自己的朋友、写自己的爱人、写自己的床，都是写自己，“我们再品尝不到这种独特的荷兰文学，现在的荷兰文学读起来就是和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德国文学，似乎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它丧失了一种特殊的荷兰品质，这不仅仅是荷兰的问题，这也是欧洲文学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谢有顺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潮是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学，尤其是20世纪现代主义的文学，而到了新世纪，中国作家开始重新发现中国传统叙事资源对写作的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近年来中国作家有一种向中国回归，或者是回到中国的典籍的风潮，开始关注《红楼梦》、《金瓶梅》等，回归、再发现、再认识，重新整合在我们的写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