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主张撇除渣秽，不纳腐朽这条底线的，不能像上述美国《市井词典》那样有太多诲淫诲毒的白描内容，这不但是为了表明社会的品行公约，也是编者尊重读者的一种价值取向，更何况我们这儿说的词典编者，大多是学语言的过来人，身为家长和教师，对于后来者和自己的子弟以接触何种语料为宜，自有一种天然的关注。

　　文题是从英文的anything goes翻译过来的，四个音节照应四个汉字，说的是在高容忍的语言环境中，禁忌大可破除，标准随意颠覆。追踪历史，可能有的禁忌原不应该成为禁忌，而是虚无；至于遣字造句的高容忍，极易滑入安那其（anarchy）式的狂欢。这种态度，扩而大之，是整个社会后现代性格的一种表露。这类取“啥都可以”态度的人，英文中姑且称之为whateverists，即“啥都可以”一派。

　　举个例子说，因为美国的《市井词典》（UrbanDictionary）收了条“nozuonodie”（不作不会死——哂人爱“作”），有人就推波助澜，把这句据说源自动漫的话炒作而激起一场小狂欢（我译minicarnival）。三个英语词加一个汉语拼音的混搭，核心词“作”仍然无解，语言如此“活”法，笔者至今懵懂，就连年龄小去几茬的“潮友”也未必果真明白，确实应了“啥都可以”一问。记得在网名作“老神仙”时代的微博讨论中，我曾建议把“作女”译作“highmaintenancegirl”，那至少还部分解释了“作”的意思。

　　再举一例。一位朋友把snobbery译作汉语的“装B”，而非传统的“势利”。这译法果然准确，更是生猛鲜活，确是某公子所说的“活的语言”。眼下，那个以英语B字母置代汉字，又好像是一场语言狂欢，损人时自然通用（我被人骂时，什么难听的名字都能容忍，唯独被叫做“傻B”受不了），就连正面褒引最近上市的某款手机，也要说到机器的“B格”如何如何——当然也是为了与“bigger thanbigger”谐音。这叫做语言的“污秽”化倾向。都说使用污秽语，一开始会给人在压抑之际“一吐为快”的宣泄和震撼效应，一传十，十传百，说得多了，也说得溜了，效应开始减弱，直到成为空心化的虚词。一般说来，一个人大约从高小到初中时代，对于污秽化最易接受，从众是个因素；另外，青春期也会导致过剩的语言能量发泄——现在叫“吐槽”（源自台湾用法）。要是可行，有志者不妨做个统计，语料库中的“B”使用的总量有多少，若能分析出使用者的年龄、身份、职业、教育/教化程度等等参数，更是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贡献。同理，英语里的以f打头的或其他四字母污秽语，你若看惯美剧，可能整体的英语还没来得及学好，四字母倒是白牙红口张嘴就喷。一个“绝望主妇”跟与自己差不多年龄的朋友说话，即使是无害絮叨，可以大剌剌地喷出四字母，而对自己年幼的子女说话，纵有强烈的詈骂冲动，可能会上齿接触下唇，发音部位调整就绪，口腔部位的表情肌使力不少，只是不去震动声带，毕竟这种语言还是幼儿不宜。可见“啥都可以”未必都可以。

　　我是主张撇除渣秽，不纳腐朽这条底线的，不能像上述美国《市井词典》那样有太多诲淫诲毒的白描内容，这不但是为了表明社会的品行公约，也是编者尊重读者的一种价值取向，更何况我们这儿说的词典编者，大多是学语言的过来人，身为家长和教师，对于后来者和自己的子弟以接触何种语料为宜，自有一种天然的关注。

　　所谓啥都可以，与英语世界描写主义与规范主义的对抗有关。自17世纪中叶开始，规范主义曾大行其道，谁造个生鲜新词就像“铸假币”一样可恶（笛福[Daniel Defoe]语），“王者英语”（包含Royal、King’s或Queen’s等名目）之类的社团踵趾相接，层出不穷，直到2011年尚未绝迹。上世纪，自英国亨利·W·福勒（HenryW.Fowler）的《现代英语惯用法词典》和美国的小威廉·斯特伦克及其弟子E·B·怀特（William Strunk,Jr.and E.B.White）的《风格的要素》（亦译《英文写作指南》）以降，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Amis）、欧内斯特·高沃斯（Earnest Gowers）、威廉·赛菲尔（William Safire）等作家名士，一直强调规则的作用，提倡清丽、优雅、特别是所谓“得体”的英语，描写主义者基本上是被边缘化的，充其量只有如埃里克·帕特里奇（EricPartridge）这样一些专注研究俚俗英语并把不登大雅之堂的语料编入词典的有数几人。直到上世纪60年代韦氏三版问世，原先大量的语用标签被斧削，不但收了“ain’t”、“irregardless”和“like”（用作连接词），还有“drownded”、“hisself”等内容，打出了描写主义的高牙大纛，一时曾引得舆论大哗，贬评如潮，仿佛英语从此将受尽溷乱。记得当时笔者曾写过一篇小文抱不平：“韦氏三版未必就是‘韦带布衣’”（取“韦”字字头谐趣，与锦黻相对）。事理穷尽，止于两端。果然，规范主义很快卷土重来，《美国传统词典》可算一个对付韦氏三版的显例。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特邀专家，组成评判委员会，判别有争议词语用法的正谬、清浊、高下、娴媸。时至今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政治正确”之后，新保守主义可以在政坛一时回潮，但语言层面上描写主义似已占定上风。读者对此如犹有疑问，可读英国1970年代后作家亨利·希金斯（HenryHitchings）的诸种近著。更有意思的是《美国传统词典》的转舵，编者始而改组评判委员会，把描写主义学者聘入，与规范主义分庭抗礼，以求公正互补，而到了最新的第五版出书时，前言竟有两篇，分别出自斯坦福和哈佛两位教授之手，前者继续强调规则，后者则把规则看作老得没牙的“bubbemeises”（oldwives’ta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