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头发花白，郑小瑛的脸庞几乎没有什么岁月的痕迹。反倒是两道深深的法令纹，给她那张光洁的脸增添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大气与淡定。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相由心生。

　　“钢琴，使我走上指挥的路” 

　　1929年9月27日清晨，一个9磅半的女婴来到这个世界。那个年代，剖宫产很少，所以她受到了母亲的格外垂爱，6岁就被迫开始学习钢琴。

　　世事变迁，1937年的上海变成了一座孤岛。“8·13”的硝烟尚未散去，父母便带着她和妹妹小维前往四川落脚避难。当时，重庆和上海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她的钢琴也没有了。

　　即便如此，郑小瑛还是在教会学校坚持她为数不多的接触钢琴的机会。她说：“如果你还没有想好让你的孩子学什么，那就学习钢琴吧，因为钢琴在音乐的国度里是自由行走的。即使最后不选择音乐，钢琴的学习也会受益一生。”

　　回忆伴着思绪，关于她是如何走上指挥这条道路的，郑小瑛娓娓道来——

　　“青年时，我到了解放区，记得文工团的一个团长，听说我会弹钢琴就把我叫去，我冒失地弹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不错。至于当指挥，是因为文工团一些同志，一般都不识谱，唱群众歌曲，一有切辅音就不会唱，附点也不会唱。我就着急了，结果就让我来打拍子，就这么干起了指挥。那时，我并没有经过特别正规的学习和训练，直到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碰上苏联专家在全国招收一批有才能的、有经验的指挥进行训练，很幸运，我被挑中。我记得，那时班里差不多二十来个学生，我是唯一的女生。所以，我就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合唱指挥。其实，我只是运气好，机遇总是遇到我。”

　　20世纪60年代，郑小瑛从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成归国，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歌剧女指挥。“一个毛头小姑娘”在“文革”前的最后一部歌剧《阿依古丽》中担任指挥，她至今念念不忘的是“老指挥黎国荃提携后进”。

　　《阿依古丽》是一部由电影改编的民族歌剧，也是按照西方交响性歌剧套路作曲的一次大胆尝试。郑小瑛讲述这段回忆时，神采奕奕：“那时候，大家真是热情，那也是中央歌剧院的黄金时代，赵沨院长说要找最好的作曲、最好的指挥、最好的导演来把这出翻身戏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