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已经把执行权提升到了一个与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相对平行的高度，并对“审执分离”的改革方向作了进一步的明确。

　　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

　　“审执分离”改革的缘由，主要是现行民事执行体制中存在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包括执行难、执行乱、执行腐败等。执行难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解决执行难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然而，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分析与对策方案，并不适用于解决执行乱和执行腐败的问题。执行乱和执行腐败的问题实质是民事执行权的滥用，而民事执行中之所以出现一些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根源在于现行执行制度缺乏分权和制衡。执行机构内设于法院，法院自审自执、裁断性的权力与实施性的强制权力合一，不仅易于导致法官在审判和执行中进行权力寻租，而且当事人如想就法院执行中的违法行为、权力寻租提出质疑，只能向执行机构所在的法院提出，但是要法院自己纠正自己执行机构的违法行为，其难度可想而知。当事人实际上很难在这种体制中寻求有效的权利救济。同时，现行民事执行体制的监督主要是法院系统内上级对下级执行机构的监督，监督力量不是来自于外部，属于“自己裁判、自己执行、自己监督”。这种集多重权力于一身的状况极易形成“化学反应式”的权力失控，而且会因权力自成体系而形成外部难以介入的“黑洞”。多重权力的高度集中并形成闭合回路，导致实践中执行腐败问题比司法工作的其他方面更为突出——占全国法院干警 1/10 的执行干警中，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就有1/3。而且，执行腐败案一般都涉及部门窝案、串案问题严重，涉案金额巨大，时间跨度长，社会影响极坏，严重败坏了人民法院的形象。

　　审判权与执行权均由法院行使是现行民事执行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和体制弊端，因此导致执行中的不公正问题突显且难以解决，并与执行难形成叠加效应。应当看到，解决了执行难问题并不等于能解决执行乱或执行腐败，但不解决执行乱、执行腐败问题，执行难问题的解决也必然是有限的而非“彻底”的。换言之，不以保障公平正义为根本目标的解决思路，不以解决制约执行公平正义的根本体制问题的改革思路，难以真正发挥“审执分离”改革之固本清源、长治久安之效。

　　明确审判权与执行权的性质

　　“审执分离”的改革，涉及审判权与执行权的性质问题，只有明确了执行权的性质，才能为审执分离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审判权作为司法判断权，具有被动性、中立性、独立性、专属性和终局性的特征。而对于执行权的性质，目前学界认识不完全统一，有主张执行权是司法权，有主张执行权是行政权，另有主张执行权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复合型权力。其中，执行权的复合权说是主流观点，法院倾向于主张执行权是由具有司法权属性的“执行裁判权”和具有行政权属性的“执行实施权”复合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