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大屠杀和匈牙利乃至东欧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失败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阿格妮丝·赫勒思考一个问题：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现代人如何能更好地生活？在赫勒看来，不作为手段的唯一目的就是所有人的良善生活。

　　现代人的偶然性命运与道德困境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道德哲学都强调人应该过良善生活，但在探讨“如何”过良善生活问题上却分道扬镳。不少哲学家寄希望于建构最好的人类制度，设计出完全公正的社会运行模式，赫勒则重点探讨和试图回答良善生活的道德条件。她把道德个体和个体的道德个性重建作为切入点，呼吁每个人成为好人并尽好人之责。

　　赫勒认为，偶然性是现代人的命运。前现代人虽然具有出生上的偶然性，但他们生来就有被预定的人生目的，就像已经写明地址的信件，而现代人生来就“被抛入自由之中”，是没有预定目的一团可能性。于是，现代人具有出生和生活上的双重偶然性，自由成了现代人及其一切行动的终极基础，也意味着一切都没有基础。从社会层面看，现代社会领域的分化导致伦理规范的分化和多元化，不再有任何普遍价值或规范可以确立现代社会的秩序；现代性的理性逻辑却总致力于建立一种全面的整体的道德，从而导致社会的普遍道德危机。从个体层面看，多元文化使现代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相互冲突的伦理中，因而总是被“我该如何生活”等问题困扰。

　　克服偶然性命运的人生选择

　　好人存在，而且人们愿意受好人的引导过道德的生活，这是赫勒探讨现代道德困境与重建的前提。在她看来，因为好人存在，作为好人生活方式的良善生活才是值得期待的。因为人们想要为善，才会不断地提出“如何做才是对的”的道德追问。

　　赫勒将“好人”作为克服偶然性是命运的人生目的，不仅因为好人在现实生活中散发的光芒，更是基于她对大屠杀的长期反思以及在极权主义政权下的经历。在赫勒看来，20世纪的欧洲精神危机和历史悲剧，源于现代性的理性文化及其导致的道德危机，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为此承担起道德责任。做一个好人，意味着给予道德考虑以优先权。也只有偶然性的现代人才可能也必须对人生做出选择，才能自觉成为有道德的人。赫勒坚信，即便在多元文化的现代世界，也存在普遍的道德价值。

　　在克尔凯郭尔“存在的选择”理论基础上，赫勒构建了以道德个体和道德个性为核心的个性伦理学。首先，个人依据普遍的伦理规则做出“存在的选择”。由此，偶然的现代人因作为“好人”的选择而获得了确定性，自由的个体成了自觉的道德个体。其次，制定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在“存在共同体”中也需要有被认同和分享的规范或价值。这种规范或价值是以对话方式共同建构起来的，且只能是引导性的而非强制性的规范。再次，培育实践智慧。一旦确定了正确的规范，个人的决定和行动的善将只取决于实践智慧，尤其是在面对同等重要却相互抵触的规范情况下。赫勒认为，实践智慧是可以通过教育习得的，关键在于不断进行自我反思。道德智慧内化为道德个性的一部分，自我创造着自己成为好人的方式和好的生活方式。

　　最好道德世界的乌托邦现实

　　赫勒认为，解决现代人面临的道德困境和文化焦虑的方式，根植于人的历史性生存。就“存在的选择”来说，不是本体论式的事先决定，而是历史性的不断生成，是人每时每刻对道德良知和道德责任的信念，是人用一生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对生命做出的答复；就共同制定的引导性规范来说，现代人的“真理”不是通向某种绝对目的的必要手段，而是随时在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好人的路上提供建议和参考；就实践智慧来说，现代人可以通过不断地自我反思增加道德判断力。因此，可能的最好道德世界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的世界，它是选择成为好人的人们凭着“对称性互惠”的纽带联系在一起，朝着好人和可能的最好道德世界“逐步转变”的终极的乌托邦现实。

　　可以看出，赫勒的伦理道德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斯多葛主义，主张与道德价值建立自然的联系。在赫勒那里，道德承诺和道德责任是由内在生发的，并支撑起一个由各种方式的良善生活构成的良善世界。然而，道德良知和道德责任是良善生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把道德世界托付给每个个人，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性问题？显然，赫勒试图通过反省和规约自己达到自由的自律的道德理论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气质，也多少浸透着一种政治悲观主义的伤感。但是，无论人们提出多少质疑，也无法否认赫勒的道德理论对于现代社会道德重建的时代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列菲伏尔城市现代性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