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小传

　　夏亚峰，曾任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高级研究员，现任纽约长岛大学 (Long Island University)东亚史和外交史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华东师大-威尔逊中心冷战工作室主任、暨南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会员。其代表性的英文学术专著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 U.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72（《与敌人谈判：1949-1972年间的中美冷战谈判》）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好评。

　　史无前例的逆袭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美国外交史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的衰落之后，却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实现了一次令人瞠目的、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逆袭。2009年，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发表了时任《外交史》执行主编、科罗拉多大学教授赛乐（Thomas Zeiler）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现状的综述文章； 2011年出版的反映美国史研究现状的权威论文集《今日美国史》（American History Now收录了哈佛大学曼尼拉 (Erez Manela) 教授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现状的论文。两位重量级的学者都对这一学科在近十年理性色彩浓郁的长足发展表示祝贺。赛乐喜形于色地宣布“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已处于创新时代”，他甚至不无偏颇地认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现在相对于历史学其他领域而言，已变得“至关重要”。在“美国和世界”研究方面，外交史无疑处于权威地位。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专家们积极参与当今的重大史学论争，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断得到同行的肯定，对史学大家庭有着诸多贡献。赛乐认为，在坚守其根本的研究阵地的同时，美国外交史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革新性进展，这就是，对意识形态研究的重新重视；更乐于接受国际化的研究方法；对文化和身份研究的重视。但赛乐同时提醒外交史学家，“外交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民族国家的外交……在重视国际化趋势、研究社会和文化对外交的影响的同时，必须将民族国家研究铭记在心”。曼尼拉认为，从该领域发生转变的范围和本质来看，它反映出研究“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生代历史学家以及历史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在态度上的巨大转变。在此，赛乐一再提醒重视研究民族国家是外交史在史学研究中安身立命之根本，曼尼拉则强调外交史研究国际化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历史研究在经历了文化转向之后，现在正在向“跨国历史”研究转向。当下，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强调史学研究的国际化，而恰恰是外交史学家们的研究一马当先，跃居美国史学研究的前沿。在曼尼拉看来，这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美国之外的人和机构——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对美国国家行为和美国国内发展的影响；第二，对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研究，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的活动分子在改变国际环境中的作用；第三，国际范围的一些重要人类活动，如计划生育、粮食生产、疾病控制、人与环境的关系等。

　　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以下我就对当今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取向，即“文化转向”“跨国转向”“民族国家仍是研究的重要对象”等三个方面作简单的介绍和归纳。

　　“文化转向”自1980年代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出现以后，由于其不断引进新的研究对象、新材料、新主题、新的解释视角以及新的方法论，三十多年来给美国外交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文化转向”的突出表现是历史学家们开始从文化的视角解释美国对外关系，把国家看作是广义的文化建构的产物，认为国家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关系。

　　与先前注重研究国际政治或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等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同，文化史研究者们特别强调对种族 (race)、性别 (gender)以及宗教话语等因素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近年来，有关美国黑人与外交政策的关系研究备受关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这一研究涉及美国黑人、外交政策、国际事件、种族思想体系和种族关系等问题。除了种族问题之外，性别问题也为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 此外，“文化转向”也推动了对美国文化外交的研究。或者说，它有意识地推动了美国文化向海外发展，使之成为美国外交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也鼓励和支持着美国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产品在更广阔的世界里产生影响。